官场【大陆官场风水政治史】

大陆官场风水政治史

官场与风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一直若即若离。但中共建政以来，从 将风水轰轰烈烈地推翻在地，再到近年来基层“风水腐败”案渐次曝光，昔日的封 建残留，反倒成为一些官员叩问仕途的秘密，这其中的时间跨度不超过30年。

当遍地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破四旧”的方式， 地方领导干部闻风而动，希望能将包括风水文化在内的封建残余一网打尽，以此 获取上一级领导的赏识;当改革开放之后，尽管风水一说，在官场的主席台上依 然还带有贬义，但一些官员已经有了私下邀约风水师给自己看风水的习惯。而看 风水的主要内容，即是仕途前程。

破立之间，官员对于风水产生兴趣的出发点，惊人的一致。

风水曾是官场控制网 唯恐与风水有所勾连的态度，并不只是当下的特殊现象。大陆学者认 为，即使是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在处理与风水之间的关系时，也是小心翼翼的。

赣南师范学院讲师李晓方透过研究赣南地方史志的记载发现，当地的 风水信仰不仅影响到民众生活起居，也—直牵系着地方官员的神经。明清地方政 府对赣南客家地区风水信仰的姿态，既有否定与打压，又有默认与倡导。

当时的赣南地区，地方官员禁革风水信仰中逾越正统礼教的表达方式， 不仅将民间的风水信仰拿捏到位，也十分注重运用柔性控制手段，用正统的儒家 文化取代风水术对民众实施教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风水文化与当时的正 统文化有相当程度的悖离，另一方面，因风水引起的争田夺地纠纷，也令当地诉 讼成风，影响社会稳定。

李晓方认为，民众诉讼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局执政能力的否定，这影 响了政府的社会控制力。风水师因其特殊的身份，又是民间结社的秘密媒介。因 此，尽管明清历代皇帝在皇家陵寝选址中，毫不掩饰其对风水术的信仰，但官方 对风水信仰适时打压，也同样是必然之事。但这种微妙态度，反射在当时的风水物，如风水塔上时，又会呈现出 超越风水学说的地方政治生态。

大量由地方长官所作的风水塔记的文本显示，地方官员与捐资建塔的 当地乡绅，作为在朝与在野的两股势力，共同掌握着风水信仰的话语权——地方 官员为风水塔作记，表达对乡绅的尊重，以此争取其对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支持;
而乡绅既然征得官方同意修建风水塔，个人影响力也随着工程落成而日益加大。

地方官员与乡绅借风水做文章，交织出一张配合默契的社会控制网。

这种情况也不仅存在于赣南地区。

事实上，当下一些地区出现的风水物，即便其建造主导者是地方官员， 但真正的资助者并不全是公款支出，很多都是当地老板，或是招商引资过来的外 地商人。甚至一些官员因私邀请风水师为自己看风水、卜官运时，也会带上老板 买单。故意让老板出现在这种很容易透露出官场风吹草动的场合，官员的用意， 并不只是需要一个付账者那么简单。

这种政治生态，与历史上地方官员与乡绅之间的风水关系，显得极为 相似。

直到“五四”运动，文化界转向全力学习“赛先生”，举凡与西方科技观 念抵触的传统文化，都被打成封建迷信，风水才与中医一样，正式成为“文化糟 粕”。

1949年之后，一方面，地方治理陆续被中共政权接管，地方官员多由 党员出任;再经历次运动，乡绅这一群体也逐渐失势，传统基层政权的风水政治 关系，也就灰飞烟灭。

风水式微的内在逻辑 中共建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风水都是不容于市面的“封建残余”。特 别是“文革”开始后，这种消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风水完全转入地下，往往 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风水先生点着油灯、抱着罗盘、拉着鲁班尺，在一 块即将开工的宅基地上，与几个黑影小声交谈。

风水文化就在这样的秘密状态下流传。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于希贤 曾对大陆媒体说，他所知道的一位兰州民间风水师，“文革”期间去世时，上千人自发前往送葬，声望很高。

但由于此时的社会结构较1949年之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所潜 藏的风水认识，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破四旧”需要， 也无法公开露面，更无能量影响到政府的政治决策。

不过，对于风水一词，毛泽东的形容似乎并不全是贬义。在大陆公开 出版物中，至少两次出现过毛泽东谈及风水的细节。一次是说到李自成，一次是 提到湖南老家祖屋的来历。

红墙作家顾保孜在《红镜头中的毛泽东》一书中写到，毛泽东在与中 南海摄影师杜修贤聊天时，得知杜是陕北米脂人，毛泽东说，“米脂风水好，出 皇帝。李白成就是你们米脂人。” 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一书，作者系原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张在书中记录称，1966年毛泽东在湖南滴水洞居住时， 曾对他说，“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 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毛接着自问自答，“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即现在的毛泽 东故居)来了呢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 这一片的土地好。” 墓地曾经是风水文化极为浓厚的地方。但在中共高级干部中，周恩来 又第一个主动要求平掉祖坟，以推动当时的“平坟还田”运动。

大陆媒体报道称，这种不同以往又极具魄力的举动，恐怕与周恩来自 身的家世有关。周的生母万冬儿年轻病故，周的外婆坚持要按知县大老爷千金早 故的规格安葬，此时周家日衰，万般无奈，周恩来的父亲只能将万氏灵柩暂厝于 一座庵中，直到28年后，才攒够钱风光大葬。

这件事对周恩来的触动是难以磨灭的。建国后，他曾在一次与亲属谈 话中提到，封建家庭一无是处。“我母亲死了，原来那么疼爱我们的外婆竟然不 顾我们没饭吃，提出那么刻薄的丧葬条件，我总在心中纳闷：究竟是死人要紧还 是活人要紧” 当与封建迷信划上等号，无论是从领导人的个人主张，还是以中共所 坚持的唯物论来看，风水都已位于政治的下风。而地方执政官员在“文革”期间的大换血，也间接加速了风水的式微。

海外学者薄智跃表示，“文革”前50%的省级领导受过大专以上教育， 这其中既包括知识分子，也有在统一战线作用下投诚的原国民党官员或进步人士。

“文革”开始后，这些人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两类人——军队干部和造反派。

军队干部历来坚守“党指挥枪”的理念。而“灵魂深处闹革命”的造反派 当权后，也将“破四旧”的“最高指示”最终发展成为政绩工程。

尽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说明“破四旧”的方式，一些地方官员还是从北京 传来的消息中嗅到了特殊味道，并各自发挥，好让自己的成色“又红又专”——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官员的升迁与其经济工作手腕并无太大关系，政治正 确才会引人注目。“砸烂”风水，就是官员获得政治正确的评价，进而得到提拔的 途径之一。

政商两界的不同需求 风水再次浮出水面时，商品经济的大潮已经扑面而来。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除了民间潜藏的风水文化反弹以外，实际上风 水在大陆的再度出露，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香港、台湾等中国传统保存完 好地区的文化输入。透过招商引资，台商与港商的风水常识，也伴随着宴会席上 的推杯换盏，在大陆官员的头脑中重新普及。

时至今日，当下的政商两界，依然是爆出风水丑闻最多的圈子。但为 什么要信风水关于这个问题，官员与商人的考量，又不在同一起点上。

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专业的何晓昕博士，是联合国环境问题 顾问，她从1985年开始研究风水。2003年5月初，她接到一个来自福斯特建筑事 务所的电话。何被告知该事务所的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设计方案已经确定，但 事务所的英国决策者认为，还需要寻找一位风水专家帮助进行风水咨询。理由是 T3位于北京，建筑必须尊重当地的环境与地域文化。

何对方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她后来在《中国风水史》一书中写道， 应国内一些评委与业主要求，方案做了些改动，但有一片树林按照风水规则布置， 希望能发生“风水林”效应。无独有偶，英国酒店品牌洲际酒店集团也曾经总结过，在中国建造与 设计酒店，拟定开业日期之前要咨询风水师。在美国或欧洲，IHG总是尽早开业， 但在中国，他们会等到吉利日子才剪彩。

所以，外商看起来比中国人更热衷风水，这似乎是一个文化尊重问题。

但在商言商。香港迪斯尼就曾非常小心地咨询风水师，比如将大门座 向微调12度，这都有赖于香港风水师的建议。

而香港迪斯尼之所以这么小心，是因为多年前巴黎迪斯尼开业时，就 因为不尊重法国人的文化理念，—直亏损。出于生意的考虑，香港迪斯尼考虑入 乡随俗。

现在，这种由商业利益考虑传导出来的文化认同感，似乎也从老外传 递到了中国人自己身上。这也成为大陆风水重新兴盛起来的原因2_--。当风水这 个话题，在当代被逐步去政治化后，中国人也就对此趋于坦然。

而在政界，讨论风水的动机也是相似的——因为以大陆官员的身份， 尽管悄悄地做已经不是新鲜事，但还并不适合公开地说。不过讨论的结果却很清 晰，无论是看个人官运，还是建立风水物，都是谋求政治利益。在这一思路的指 引下，稍一偏差，怪态丛生也就不再稀奇。

于是风水在很大程度上，在官场被扭曲成一种带有神秘力量的政治工 具。于希贤透露，近年来大陆各地在建设过程中会邀请风水师，这其中县级城市 占多数，省会城市也有。

“风水腐败”向基层蔓延 事实上，在所谓的“风水腐败”群体中，基层容易成为高危群体。

从2010年年初到年末，就有4起在大陆引发广泛讨论的官场风水风波， 其发生地都在县城。

这其中包括河北省高邑县用报废战斗机堵路，寓意飞黄腾达，形成被 网友称为“史上最牛丁字路口”;安徽省望江县一座规模相当于8个美国白宫的豪 华办公楼建成后，因当地领导觉得风水不好，强卖给当地医院;四川省通江县不 修危桥，却修风水桥;甘肃古浪县用警车鸣笛开道，放鞭炮、烧纸钱，将一块近400吨重的巨石安置在广场，希望可以时(石)来运转。

再纵观近年的官场风水事件，无论是山西省原交口县委书记领导其他 官员一起参与风水活动，祈求高升;还是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下令拆掉县政 府的门楼，确保不被县政府压住县委的风水，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闹剧，也是由 县级官员一手包办。

有评论指，从一些基层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因提拔干部而落马的事件 便能看出，由于官员的提拔权掌握在更高一级主管官员手中，提拔因素的复杂性， 使得一些当事官员对于仕途升迁缺乏稳定的心理准备，于是就会出现祈求于风水 先生的荒诞场景。

由此引申出的一个新问题是，那些笃信风水的县级官员，特别是县委 书记，是如何轻易地跨过一道道门槛，将风水物树立起来 从制度设计上来讲，大陆的《城乡规划法》，以及基层的公共财务制 度，对于城市公共建筑的各种指标都有原则规定。但一涉及到细节，只要握有权 力的官员主动为之，原则也可以被轻易突破。

特别是作为被称作“中国权力最大的官”的县委书记，除了外交、军事 和国防，其他权力几乎都具备。这一级别的官员权力高度集中，一旦介入城市公 共建筑的建造，想要改变公共建筑的设计风格，内部与外观形象，则更像是一个 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

这也是县级官员“风水腐败”的成因——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近年 来，县委书记成为腐败重灾区;地方也一再发生群体性事件，其爆发的原因之一， 或多或少都与县一级官员由于权力缺乏监管，在当地造成行政失当、执法过失有 关系。

由此观之，官场风水正在演化成为基层官员“权力自我规范”的晴雨表。

故宫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历经五个世纪的皇城，靠山面水，是风水可考的古 建筑实物。故宫的建筑都严格遵循对称规则，沿一条南北走向的中轴线排列，而 这条中轴线上的建筑都坐北朝南，体现着皇帝的至尊。1966年，哈军工红卫兵批 斗和尚。文革早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之风很快蔓延到了寺庙。各地的寺庙 文物被捣毁，和尚尼姑被批斗。

作者：胡佳恒 来源：凤凰周刊 2011年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