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_

一、关注复杂性

青年研究的前提是“青年”的确定，然而，能够确定“青年”吗？按照人生的线性发展观，我们通常将青年看成是从幼年到成人的过渡期，并从生理、心理、教育、就业、年龄来确定青年。如果说生理发育、心理发展对确定青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话，而从教育、就业、年龄范围来确定青年已经显得陈旧了。终生教育、年轻人游离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已经使得我们无法从受教育的角度来认识青年。儿童游戏和生活投资之间的界限的模糊、灵活的就业方式，使得难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确定青年。我们不是不能给青年划定一个年龄范围，然而这种划定的年龄范围由于划定指标的不确定性，已经变得非常模糊了。

青年年龄范围的模糊性，或者说无法给青年以明确的、具有社会文化意义而不只是统计意义的年龄界定，现实的根源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联合国《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中所指的青年为15-24岁的年龄组，同时又指出这是一个统计定义，而“关于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的波动而不断有所改变”。这表明，青年概念的现实意义、理论和社会文化意义，都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在急剧变动，线性发展观正在破产，曾经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理论与模式已经不合时宜，青年在这样的变动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受益还是受害，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回顾我国青年研究的历史，同样可以发现，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促发了科学化的青年研究。

青年年龄范围的模糊性，表明青年作为生命周期中的某一段已经延长或缩短，更表明青年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儿童时代和成年时代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进入成年人地位的传统标志的意义同样也已发生变化。人们从少年儿童时期起便已开始获得成年人身份的种种标志——有的比过去为早，有的反而比过去为迟。”（约翰娜·温、彼得·德怀尔：《青年与教育：过渡的新模式》，《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5月）各种传统的身份标志，比如教育、就业、建立和维持家庭都难以成为标志。特别是学习——就业——生活的模式，在发达国家已经难以成立，比如十多岁的未成年人制作软件以维持家庭、学习期间做工、单身妈妈等，而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当大学生在学期间已经挣钱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时候，他们无疑已经具有了成人的身份。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青年，但用传统的观念来认识青年，无疑是简单化了。

按照传统的观念，青年是人生的过渡期，青年是未来。青年是未来的观念，是在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形成并普及开来的。这种观念是否过时尚难定论，但是，有的青年研究者已经对这种观念提出质疑：“‘青年是未来’的真正含义是：现在别无选择。把青年看成过渡期，把青年的各种企求推到人生下一阶段，即所谓成熟期、所谓人生终点站去实现，这真匪夷所思。”（卡米洛·苏亚雷斯：《青年、过渡及确定性的消失》，《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5月）这种质疑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可以商榷，但无法商榷的是人生总在过渡，而各个阶段的生活总有交叉重叠。下岗失业的中年人需要过渡，老年人也想留住青春。如果我们认为青年是人生的过渡时期，也必须承认这种过渡已经变得复杂起来。

青年年龄范围的模糊性，从青年是过渡期来讲，就是这种过渡期变得模糊而复杂。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还是从我国的情况来看，都是要关注这种复杂性。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青年问题的现实状况，这种复杂性都没有得到高度的关注。我们的研究，还受制于线性发展观，还在致力于寻求某种简单的确定性，过程、差异、个性、生活的多样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未来的青年研究，正如现在不少西方学者所做的那样，将是以复杂性为主导的研究。

二、高度开放性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西方青年研究，主要关注点是青年亚文化及其这种带有强烈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研究，占主导地位的是成长研究和发展研究，前者主要涉及的是青年个体的生理、心理变化和社会化诸问题，后者的关注重点则是青年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演变中的状态转变，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就业、生活方式、健康、性与婚姻、青年亚文化、犯罪等。当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城市化带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变动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仍然不失为重要问题，但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关注问题的新的视角。网络生活、虚拟游戏、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寻找身份等这些是新问题，而教育、就业等问题也被重新审视和思考。青年研究，由此成为开放性的研究和需要开放性的研究。

青年研究的开放性，表面上是观察和研究角度与理论范式的多样性，但这只是其表面的、并不重要的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青年研究的开放性，那么可以说青年研究一开始就是开放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科学化的青年研究从开始就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学派的、文化研究的等多重视角和理论范式（单光鼐、陆建华主编：《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嗣后也被引入。如果说青年研究的开放性是指从某一理论的主导之下解放出来，那么这种解放现在已经完成。当然，这种解放是青年研究的现实，也是青年研究的未来。

青年研究的开放性，最重要的是跨学科整合和研究对象的参与。青年研究从一开始就没有被某个学科所垄断，也没有成为某个学科的专门化的事业。这既导致了青年研究处于学科边缘地位的不利情况，也使得青年研究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青年研究不存在难以渗透的学科边界，不存在统一的概念、方法和标准，各个学科都可以介入青年研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青年研究时，可以不受限制地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和方法。这种情况与文化研究非常相似。文化研究虽然主要以文学研究者、人类学研究者为主体，但几乎吸引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就打破了学科的边界，而能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力量聚合在一起，共同分析文化领域的重要问题，并有力地冲击了学科性的知识生产制度（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青年研究是否能够像文化研究一样，成为各学科的聚合/整合的领域，目前还无法预测，但它已经具有了跨学科整合的基础，并出现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合作研究的趋势。

青年研究的对象参与研究过程，已经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青年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当事人缺席的情况。研究对象没有被邀请参与研究，更没有主动地参与研究。研究是研究者、研究组织或青年工作机构的事，而青年只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即使是在访谈式的研究中，研究对象也是被引导着说话，而不是主动地言说。有研究者已经发现，在青年越轨行为研究中，“参与此事的论述者，绝大部分是官方代表……勉强可以算是民间发言人的，则有各服务机构、服务单位及大学学者。真正的当事人，如青年人、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却除了出席成为被研究对象之外，在参与论述建构的角色而言，就完全缺席。”（邵家臻：《后青年研究》，香港政策透视，2003年出版）这种研究对象缺席或沉默的情况，不是存在于一时一地的研究中，而是青年研究的普遍状况。研究对象处于被陈述、被建构的地位，使得青年研究成为与青年有隔阂的话语系统，而由此建构起来的对策与建议之类，也与青年的实际存在一定的距离。当然，这种情况正在或多或少地被打破，有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需要让青年参与研究过程，让青年自己的声音在研究中呈现。“在我们理解社会问题时，应该给予读者、观众或者代表了公众意见的任何社会群体一席之地，而且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对媒体具有相当的了解，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无知。”（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同样，我们也应该承认，青年对自身的处境及其问题有相当的了解，在青年研究中，需要给予他们表达自己、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情况，随着研究者逐渐走出精英化策略，即认为会比青年更了解青年而有教化之权和权威之位，而成为青年研究的基本共识。或许，“我们特别需要实行更多的参与性研究，从青年人自身的轻重取舍和兴趣爱好出发来积累知识，以求多少有助于填补我们的知识缺口，较好地明了他们生活中更广泛的方方面面，以及他们如何就这些方面的要求做出安排，取得平衡。”（邵家臻：《后青年研究》，香港政策透视，2003年出版）

三、解释性主导

青年研究关注复杂性和高度开放性的发展趋势，基于这样的现实：青年在变动的社会中经历的不确定性、选择的多样性、作为过渡的复杂性与模糊性等等。这种情况的发生，无疑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息息相关。这些，不仅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而且意味着全球社会转型。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与发达国家的社会转型差异甚大，而全球社会转型也不存在单一的模式。然而，转型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是共同的，“我们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所知的一切，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因而，“如今的青年都在积极地建设并翻修自己的履历，这能使他们在一波三折的生活中看到意义，帮助他们尽力把握结局。于是，在青年研究领域，结构主义观点式微，而主观阐释看好。”（安迪·弗朗：《变化世界中的青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年5月）

西方青年研究从结构主义观点走向主观阐释，自然是西方社会的变化和青年处境的变化所致，而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西方社会理论的后现代转向。20世纪80年代西方社会科学家留心社会系统的结构，关注社会规范、体制对青年行为的影响，关键是发现了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经历的差异和性别的不平等。同时，结构主义理论虽然遇到了强烈的挑战，但仍有其市场。90年代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更为强烈，人们意识到要容忍社会差异、话语含混和冲突。相应地，“解释派的社会分析家将社团当成文本来研究，其目的是想把陌生的东西译成熟悉的东西。解释性知识受到尊崇，这是因为它使差异成为合法，宽容得以推广，多样性得以提倡，不同群体的理解和交流得到促进。”（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当青年研究者发现青年已经变得陌生，而青年生活和行动的意义需要理解之时，转向主观解释为主的研究方式是自然而然之事。

主观解释或者说解释性主导的研究与客观路径或者说实证性主导的研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就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是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对立。然而，这种不同并不是量的研究与质的研究的不同，更不是实证研究和调查研究的不同。解释性主导的研究和实证性主导的根本性不同，在于后者的重点在于说明，而前者的重点在于理解。无论我们使用的是量的研究方法，还是质的研究方法，如果重点在于理解，那么这种研究都可以说是解释性主导的研究。当然，质的研究更容易导向理解或者说本身就是解释性主导的；而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强调事物量化维度的量的研究，更趋向于因果分析，而不是理解。

青年研究中重视解释的研究路径发生在西方，而对现代性的批判反思其实也是在西方知识界发生的。那么，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是否会在我国未来的青年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呢？确实，我们国家正处于现代化的过程之中，现代性尚未形成，本土的现代性批判也未真正开始，人文社会科学的后现代转向也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还不可能成为一种潮流。更为重要的是，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需要实证性的、客观路径的青年研究的充分发展为基础，这样才能使解释性的青年研究不至于成为有意识的、随意性的曲解青年的研究。但是，实证性的青年研究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具备实证性、科学性的研究文章还非常少（吴鲁平：《中国当代大学生问题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因此，或许解释性主导的青年研究将来会在我国青年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需要避免的是：将没有系统搜集和分析原始材料的、具有随意性和习惯性、发挥议论和舆论功能的所谓“定性研究”，误认为解释性主导的研究。如果这样的研究成为我国未来青年研究的主导，那么并不是幸事而是不幸。

青年研究的发展趋势问题，并非完全是客观性的问题。青年研究正如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很难说存在着客观的发展规律，更无法从所谓的客观规律中，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未来的状况。各种对未来发展的预测，都不过是建立在论者对研究现状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的推论，都只能代表论者对未来研究的预期。预期的重要不在于它能成为现实，重要的是这些预期包含着对过往的反思。反思需要建立在对过去和现在的状况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遗憾的是，这里没有对此前的青年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归纳和评估。因此，期望出现以对现有青年研究成果的更为扎实的研究为基础的反思和推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