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反腐倡廉论文-立党治国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领导中华民族不断求索不断奋起的征程中，没有一刻不与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每一位党的领导核心都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立党治国的一项大事来抓，在他们的理论中，反腐败的内容也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体系，通过研究他们反腐败理论的沿革与发展，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我党80多年来反腐败的曲折历程，体会到我党坚持不懈地反腐败的决心，而且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快社会主义小康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反腐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同志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特有气魄和高度政治敏感，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反腐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他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面)。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提到立党立国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席谈话以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关于全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糖衣炮弹袭击等重要论断，都是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思想与理论典型表现。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及时抓住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向全党要求：“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48页)1952年元旦，毛泽东同志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的祝词中庄严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一系列指示都贯穿着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根本思想，成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基础部分。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我们党不断铲除消极腐败现象，取得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使我们党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在他看来，坚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听任消极腐败现象蔓延，即使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相当有成绩，也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因此，坚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只有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高度，才能牢固确立“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思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二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腐败工作。他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问题，强调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并郑重指出，“如果对此不严重注意、认真对待、切实解决，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为了使人们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提得高一点，看得深一点”，他从多方面、多层次反复论述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始终不渝地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惩治腐败，坚持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一系列反腐倡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有力地指导着反腐倡廉工作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其险恶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我们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大做文章。在国内，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江泽民同志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局势和反腐败斗争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围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以发

江泽民同志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同志指出，从本质上说，腐败现象是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产物，与共产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不相容的。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党和人民政权，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他多次强调，要认真研究执政多年的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一些人把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把自己的地位、工作条件和社会影响，看成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想方设法地维护和扩大这种所谓的既得利益。如果在党内形成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党就必然失败。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二、反腐败工作要从领导干部抓起

“党是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夺取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同样，解决廉政的重点应首先放在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上。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为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

一是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二是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三是坚决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调动和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他支持武汉市委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公然压制群众批评的领导干部，同时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转西南局的“三反”报告，肯定邓小平关于如何开展“三反”斗争的正确意见，同时对于行动比较迟缓，领导不够得力者实行严肃的批评与督促。1952年12月31日中直机关的党委扩大会，就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从而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中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当作关键来抓的思想及措施，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把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解决好全国其它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

　邓小平同志以上论述，一方面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即反腐败斗争必须首先从党内反腐败抓起；另一方面强调，端正党风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上做出表率，就能带出好的党风，有了好的党风，就能带出好的社会风气。小平同志这一观点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重要意义。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党更重视抓好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就关于抓好领导干部反腐败问题做出了重要论述。他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软弱涣散，思想上、政治上不强，不能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加强党的建设的关系，一手硬、一手软，党不管党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有的领导干部对出现的问题，不仅不能见微知著，而且在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还麻木不仁，甚至包着、护着，该教育的不教育，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查处的不查处。江泽民同志从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角度，对妨碍和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作些分析，目的是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深入思考贯彻这个方针为什么乏力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排除障碍，坚定态度，把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

应当看到，我国现阶段的反腐倡廉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展的，面临着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由于诱发腐败现象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解决，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还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仍然艰巨繁重。我们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认真贯彻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普遍进行思想教育，同时在反腐惩贪实践中毫不心慈手软。毛泽东同志认为，贪污腐败现象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污毒”，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因此必须重视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要经常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努力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克服各种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道德意识，保持思想革命化。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为了有效地制止贪污腐化的行为，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建国初期就成立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党员须知和党员生活准则，还对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毛泽东同志为从思想和组织上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纯洁性和战斗性，审时度势，善于及时领导全党开展专项的反腐败斗争。正是毛泽东同志反腐惩贪态度的坚决，不仅使当时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了一次广泛的揭露和相应的惩处，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生动的深刻的反腐败思想教育，从而为50年代我们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两手抓的方针，而且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提出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以及各种监督制度。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指出：“克服特权等腐败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制度问题。”这次讲话中他还谈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这里强调的主要是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和法制建设。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提到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时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信些。”他主张建立各种完备的法律和制度体系，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观点，对于党和国家逐步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的轨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80年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从思想上反腐败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

　1980年底，邓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要大力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1989年6月，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以往的教训，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同时，他结合腐败现象的产生，重点强调了加强艰苦奋斗教育的问题。他讲：“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

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因为制度和法制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内容等。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并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建设要进行大是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者不可能有效地前进。他提出，反腐倡廉要从对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建立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指出，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1992年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时又重申，解决社会上各种丑恶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法律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认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他主张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制定反腐倡廉的法规，以规范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鉴于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刚起步，他提出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从以上小平同志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他反腐败的思想体系中，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历来注重思想建设，立足思想教育的传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一直提倡要进行理想、纪律教育，法制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艰苦奋斗教育，这对我们全党同志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增强遵纪守法观念，提高反腐倡廉意识，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有重要意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198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93年，党中央作出了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以后每年都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专门进行研究，通过中央纪委全会向全党作出部署，并及时解决反腐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从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入手，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全国所有县以上执收执罚部门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都实行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坐收坐支、资金管理混乱的状况有所好转。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部位和环节，建立健全有效预防和治理腐败的监督制约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所有制结构和分配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分配方式多样化的格局逐渐形成，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正当竞争和腐败行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弱点及消极影响，也会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中来，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等腐败行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新变化以及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在毛泽东、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基本战略、工作任务、工作步骤、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走出一条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其主要内容是：

四、反腐败要从实事抓起，要依靠人民群众的监督

得力的方法和必要的方式是反腐倡廉的有效保证。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合力效应，善于动用种种形式实行有机的配合，推动党和国家的他面建设。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共产党能否避免从艰苦奋斗夺取政权到腐败周期这一问题时就明确指出，如果出现腐败，共产党就以民主的力量来治腐。毛泽东同志认为摆脱腐败的新路是人民民主与人民法制。他一方面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党内整风运动加强党内民主与监督，同时还通过严肃党纪并及时制定各种有关法规和条例进行事先预防和事后制裁，逐步对党员和干部的权力形成约束机制，为使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创造一种健康的社会环境。

邓小平同志强调，建立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体系，来抑制各种腐败现象是关键。他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党要接受监督，党员要接受监督。”他在党的八大上指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规定，以便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监督。”1980年8月，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民主监督制度在权力制约中的重要性，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得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关于反腐倡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江泽民同志指出，反腐败斗争要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腐败现象尽管许多发生在党内，但是腐败分子毕竟是极少数，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廉洁奉公的。在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是由我们党领导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确立正确的反腐败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领导体制，作出符合实际的反腐倡廉的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才能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反对腐败，保证反腐败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腐败的最大受害者，也是反腐败的主力军。我们党的一切重大决策和部署，都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不竭的力量来实现的。我们党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根本工作路线。反腐倡廉要坚定不移地依靠群众，但又必须坚持不搞群众运动的原则。这些年来，我们党坚持依靠自身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反腐败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五、反腐败的最终目的是经济建设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反腐败斗争与其他各项工作的有机结合。他一贯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针对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他具体指出：开展“三反”斗争，“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612页)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把反腐败斗争与其他工作有机结合、并行的思想。

1980年1月，小平同志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反腐败斗争也不例外。离开了这个中心，必然失去服务的对象和真正的意义。1982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中强调：“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保证。”“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方向走。”这表明，反腐败，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是要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行，要用反腐败和打击经济犯罪这一手来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这就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指导思想。

进入新时期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反腐倡廉工作，这就要求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正确处理反腐倡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使反腐倡廉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解决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首先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社会的其他问题，才能为反腐倡廉构建强大的经济基础，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敌。它既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背叛，也是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秩序的破坏。只有坚定不移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扫清障碍，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把“十五”计划落到实处。因此，必须坚决纠正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深化改革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和做法，切实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倾向，做到改革开放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持不懈。

实践证明，摆正反腐败斗争的位置，正确处理它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保证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和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

六、坚持党的领导，重在打击是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不仅在理论上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廉政的真实性和现实性问题有着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说明，而且在实践中他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呕心沥血，艰苦朴素，严于律已，克已奉公的模范行动，在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座廉洁从政的丰碑。从以上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实践特色的初浅探究，我们不仅能看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除腐败的坚定决心，而且对当前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充满必胜的信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他明确指出：“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腐败分子危害党和人民，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十四大还把“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地接受党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风”写进了党章，使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以我们党的基本法规形式得以保持延续和继承实施。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永远是我们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所展示出来的特色将永远给后人以启迪和教益。

在抓反腐败工作上，邓小平同志不但强调要抓制度教育等治本之策，而且强调要抓大要案的查处，严惩腐败分子。把治本与治标结合起来，实现标本兼治。他认为查办案件是我们党同腐败分子最直接、最激烈的较量，是反腐败斗争的主要突破口，也是衡量斗争是否深入、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违纪违法行为大量发生的情况下，办案工作必须大大加强，而不能有丝毫松懈。

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指出：“腐败、贪污、受贿，抓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并强调：“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案件越要抓紧查处，抓住典型，效果也大。”“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

　邓小平同志这一观点，是我们党在反腐败斗争中确定标本兼治方针的基础。同时治腐败也是改革开放中两手抓，两手硬战略方针的重要体现。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指导思想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江泽民同志指出，新时期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形势下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在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方面，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重大措施的实施紧密结合起来，针对妨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及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对策；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判断是非，掌握政策，既支持、保护广大党员干部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又严肃惩处严重干扰破坏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违纪违法行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这两手都硬起来。实践证明，摆正反腐败斗争的位置，正确处理它与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关系，是保证反腐败斗争正确方向和取得成效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