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主国与医学教导的异同_中西医学异同

宗主国与医学教导的异同

被伪满接收之后的其他医学院校，教职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上至校长下至一般教职工几乎都是日本人。例如，哈 尔滨医科大学是在接收私立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的基础上升 格而成的，校长和教授全由日本人担任。⑥学校经费则得到 关东军军医部的资助，满洲医科大学、京都医科大学、东京 齿科医学专门学校、冈山医科大学、（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教授和副教授们相继进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并进行解剖学、 细菌免疫学和医学化学等学科的建设。⑦新京医科大学是在 接收吉林医学校的基础上，于1938年升格为国立大学，校长 改由日本人担任，日本教职员从1938年的15名增至1940年的 30名，而中国教职员在1940年仅有3名。①日本控制下的伪 满医学教育机构和宗主国日本之间根本无法对等，即使伪满 设备、人员等各方面最好的满洲医科大学，其水平也只是相 当于日本国内的医专。所以，日本国内到伪满任职的教师， 其职称可以直接晋级，例如在日本是副教授的，到了伪满就 直接成为教授。在学生比例方面，虽然新京医科大学、哈尔 滨医科大学的中国学生超过了一半甚至大半，但也有医学院 校，例如佳木斯医科大学、开拓医学院等只招收日本学生。

满洲医科大学的本科部也是日本学生占绝对比例，且随时间 推移，日本学生比例增高趋势明显。而且，日籍和中国籍学 生之间存在显著待遇差别。据满洲医科大学以及新京医科大 学的毕业生回忆，不仅他们食宿条件不同，并且某些课程也 是禁止他们同日本学生一起学习的。②总之，殖民医学教育 为了殖民统治者健康和殖民统治服务，而非为了提高殖民地 医学教育水平和被殖民者的健康。日本殖民统治控制下的伪 满的医学院校不仅和日本国内医学院校而且和关东军军部 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殖民统治者对殖民地医学教育既利用又 限制，二者间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伪满和日本国内医学院校 之间，也体现在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由于伪满医学教育受到日本特别是京大系的把持，所以，在教育内容和研 究主题方面都受其直接影响。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大学的显著 学术传统之一就是“日本的或者日本人的医学”。作为与东 京帝国大学相对抗的研究型大学，京都帝大创立初期，主要 是留学德国的少壮派教授，他们以德国的研究方法论，从“日 本人的○○”出发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例如京都帝大医科 大学解剖学教授足立太郎和铃木文太郎都倡导“日本人的解 剖学”，认为当时的人体解剖学实际上并非人类一般解剖学， 而是欧洲人的解剖学，当时的解剖学只限于外观和骨骼，而 对内景（筋、内脏、血管、神经学）等知识却是一无所知， 日本的解剖学则正是要弄清这些。③这也是后来京大系在伪 满积极参与活体实验的根源之一。日本各个医学部或医学院 都和细菌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就京都大学而言，与其说是全 校，不如说是作为一个组织的意志参加的。京都帝大认为， 这不仅是大学“近代化”的进步，而且也是研究团体实力的 反映。医学不单是治病的技术，也正是像日本军部所热切期 望的那样可以作为攻击武器而灵活运用。因此京都帝大（包 括北里研究所、庆应大学）最应该响应此事。④七三一细菌 部队的首脑人物石井四郎正是京都帝国大学微生物学博士， 石井作为七三一部队的创办者，以进行人体试验和开发细菌 战而臭名昭著。石井的理论是：军事医学不仅仅是治疗和预 防，真正的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所以，他千方百计地 与日本几乎所有的细菌学者建立联系,使他们对这支细菌部队提供援助。而且，日本的大学也几乎都被动员起来了，除 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外，还有京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 东京的传染病研究所等等。京大系控制下的伪满医学校，特 别是满洲医科大学和臭名昭著的七三一部队之间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间，代石井四郎担任七 三一部队第二任部队长职务的北野政次，1919年毕业于东京 帝国大学医学部，1936年就任满洲医科大学细菌研究室主任、 教授。在满洲医科大学地下室有北野用来进行细菌实验的动 物饲养室，在日本统治该校的34年间，南满医学堂和满洲医 科大学前后不仅培养了大批为其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 还成为七三一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实验的基地。除 此之外，满洲医科大学其他研究也都紧紧围绕为日本殖民者 服务的目的。满洲医科大学除一般科室和研究外，还承担着 对“满洲”医学和卫生学进行研究调查的中心职能，特别是 以具有“满洲”特色的问题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例如对东北 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寒冷气候的生理适应性、中国人的衣 食住行、在东北的日本人保健问题、开拓地医学的研究和实 地指导等方面的研究。就满洲医科大学卫生学研究室而言， 自1925年设立后对移民地“开拓团”进行了频繁的调查。该 研究室的研究方针首先是“弄清在满日本人卫生状态的真相 以及满洲气候对其的影响，改正在满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缺点， 确立其适应满洲气候风土的生活方法”。其次是“调查在满 的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口生态，弄清其卫生状态的实际状况”，“其长处供日本人进行生活改善参考”。⑤再例如其 微生物研究室一直把“满洲”流行传染病、地方病作为研究 重点。1936年以伪满洲国民政部为中心，“满铁”、满洲医 科大学、日满军部一起对克山地方病进行调查，在弄清病因 的基础上对日本移民的房子构造进行了通风等方面的改善。

①所以满洲医科大学的选择性研究最终目标是为日本人移 居和适应“满洲”做准备及指导，出发点完全是为日本人服 务。

战时体制下日本和伪满医学教育的关联和差异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计 划落空，战争陷入长期化的泥沼中。特别是1938年张鼓峰事 件②发生后，日本不得不重新调整对苏作战的准备，军部开 始重新审视军医，需要大批量产的现实。1．日本临时医专 模式影响下的医师大规模培养为了实现医师增产计划，日本 军部曾向文部省申请成立由陆军省医务局提出的由军部接 收医学校的计划，企图通过军部的管理经营，改善官立医科 大学入学者激减的现状，并彻底进行军事医学教育，培养军 医。后来，随着陆军省医务局局长突然下台，日本文部省虽 然暂时阻止了军部的计划，但却也促使军部加速实施医生增 产计划。在医务局长小泉亲彦任内（1934年3月―1938年12 月）培养一万名军医是军部的既定计划，特别是张鼓峰事件 后，日本把苏联作为第一假想敌，预想战线将会拉长，死伤 将会大幅增加，军医将会明显不足。所以，军部计划1942年底将需军医3万人，1943年后到1945年为止，需要量将增至5 万人。陆军接收医科大学的提案破产后，取而代之的是对医 学教育进行检讨。结果，根据专门学校令在帝大和官立医大 附设四年制医学专门学校的提案得到文部、陆军、厚生各省 的认同。根据1939年文部省立案大纲，将其定名为帝国大学 临时附属医学专门学校（简称临时医专）。1944年又去掉了 “临时”二字，成为附属医学专门学部。1939年文部省关于 设置临时医专的理由有如下陈述：随着此次事件的爆发（笔 者按：张鼓峰事件），医师将被陆、海军召集或征用者颇多， 恐将造成国民医疗上的障碍。而且在大陆的宣抚工作、新支 那民众的治疗、传染病预防、东亚新秩序建设等各方面，必 然需要更多的医师。另外，将来医师总动员计划之后，需求 将会逐渐增加，而目前日本国内医学校毕业生只有3000名左 右，明显无法满足医师急增的需要。总之，医师的增员培养 计划的树立被视为当下国防上及国民医疗上燃眉之急的艰 巨任务。③到1944年，附属医专学生定员合计扩大到2080名， 而帝大医学部和官立医大合起来一年的定员才只有1200名 左右，所以临时医专的学生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帝大和官立医 大，成为中日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医师特别是军医的主要来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生们提前半年到一年就毕业被送往战 场，并且死亡率也很高，例如大阪大学医专第一期生62名中 死亡13名，第二期89名中死亡11名。④临时医专在日本战时 体制下的医学教育中最具象征意义，不仅如此，它还成为日本国内及其殖民地、占领地医学教育的范本。在日本国内设 立临时附属医专的前后，伪满三所“国立”医大和一所私立 医大得到再编（新京医科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接受原来 学校的基础上升格为医大，佳木斯医科大学为新成立），而 且于1940年，又成立四所两年制的开拓医学院（龙井、哈尔 滨后转到北安、齐齐哈尔、兴安）。如表1（表见下页）所 示，可以看出1938年特别是1940年以后，伪满医学教育机构 或升格、或新建，数量明显增加。而从修学年限来看，伪满 时期的医大只相当于日本国内的临时医专。就学生数量而言，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满洲医科大学为例，笔者以1942年《会 员名簿-满洲医科大学辅仁同窗会》中所列毕业生名单进行 统计，从1915―1936年（其中1928和1929年的资料缺失）20 年间毕业生数为802名，而1937―1942年的仅仅7年间就有 465名毕业生。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对医师量产的需求在伪 满的医学教育中同样得到影响和体现。与日本国内临时医专 设立宗旨相呼应，伪满的医学教育除了大规模培养之外，还 采取缩短年限，并通过免学费、奖学金制度等企图对医师进 行定向分配。伪满医学教育主要着眼于快速培养具有临床实 践经验的医师，修学年限缩短的同时，理论知识学习时间也 大幅度压缩，临床实习占了学业的一半甚至大半时间。为了 快速培养可以投入实践的医师，伪满医学校还编列高年级插 班生，例如，哈尔滨医科大学从1939年开始允许招收日本学 生，不仅根据考试招收一年级新生，也可以编入二年级以上的学生。①与此同时，还招收具有一定医学知识基础的学生， 例如开拓医学院修学年限只有2年，招生条件是具有一定医 学知识基础的40岁以下的日本男子（包含朝鲜人）。②最后， 为了保证医疗人员可以派到殖民者所需的重要部门或偏远 地方，伪满医学院校实行了有条件奖学金制度，即给予丰厚 的奖学金的同时，要求学生于毕业后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 场所进行工作。③据1944年毕业于新京医科大学的台湾学生 叶鸣岗回忆：新京医科大学从第六期生开始实施公费制度， 学费都是全额减免。由于父亲无法负担我的生活费，正好经 常有矿山奖学金的募集。当时满洲有抚顺、阜新和北票三矿 山，我得到北票矿山奖学金。一个月80元，而当时10元就是 非常多的钱。我拿了2年，但是毕业后必须在矿山病院服务 四年。④不仅医生，对于护士的招生也多是许诺优厚条件的 同时规定毕业后的服务义务，例如伪满赤十字社护士招生宣 传就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满洲国赤十字社的救护员的宗旨 是日、满共同防卫，目的是为日、满两军的卫生服务，学生 培养期限是2年，提供宿舍、生活费和被褥等。在录用后6年 内，如遇战事、事变或天灾有服务的义务，期间给予被褥、 衣服等，并根据服务地和服务状况，每月支付80-90元不等 的工资。①总之，由于受军事形势需要和日本国内医生量产 计划影响，伪满医学教育通过缩短修学年限和增加临床实习 时间，以及编入高年级学生、招收具有一定医学知识基础的 学生等措施，以快速培养大量具有实践经验的医师。为了对医师进行有效分配，除了上述免学费、奖学金制度之外，更 重要是通过在伪满实行医疗事业“国营”化制度，对医学教 育进行战时体制下的国家统制。2.有别于日本模式的医疗事 业“国营”化伪满的医学、医疗被称之为日本国家总动员体 制下的试验场，因为伪满至少形式上保持了医疗事业的“国 营”化。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引进西洋医学并将其作为根基， 开业医制度逐步确立。开业医制的基本特征为可以自由开业 经营医疗事业，提供作为商品的医疗，从而强调其营利性。

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增强战斗力，健兵健民成为日本国策 之一，但现存的开业医制度却是健兵健民政策的障碍。一方 面，药价和诊疗费由医师会决定，由此引发和医师会之间的 医疗报酬纠纷，这成为阻碍政府普及疾病保险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健兵健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壮丁们的身体素 质，因此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等是健民修炼的重点，但是一边 倒的开业医制度并不符合这些条件。随着对医疗体制统制强 化的需要，“开业医”制度阻碍了国家主义统制的实行。伪 满洲国建立后，基于日本国内教训，伪满实行了以国家主义 为基础的“公营医疗制度”。伪满公营医疗制度的主要特征 就是医学教育机构的公立化和国家对其实行高度统制。1937 年，伪满颁布了包括医学教育在内的教育行政新学制，其特 色就是将教育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大学原则上都为国立，学 生数量也根据国家的需求计划而决定，并逐渐免除学费。从 前列表1的1944年伪满医学教育机构来看，除了满洲医科大学和盛京医科大学之外，全为官公立教育机构。而满洲医科 大学由满铁创办经营，满铁又是执行日本国策和对中国东北 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所以，满洲医科大学虽名为私立，但 实际上完全受日本国家掌控。盛京医科大学是在接收原来英 国传教士创办的私立奉天医科专门学校的基础上，1939年改 名为盛京医科大学，并由伪满洲国民生部技监、九州帝大教 授太平德三担任校长。该校虽为伪满洲国仅存的一所私立学 校，但在1945年3月最终仍被伪满政府所接收，改名为国立 奉天医科大学。1939年以后，根据现地供应方针，医学教育 开始全面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国营或国家管理医学教育机关。

实行免学费，毕业后被分配到国立医院、开拓医疗机关或作 为公医被指派到边远地区。1940年以后，国立医疗机关由地 方移管，变为公立医院，其医师、药剂师从行政意义上来讲， 全部为官吏，其人事权由政府掌握。1944年省立医院有10所， 市县旗公立医院达到193所（包括精神病院、特殊妇人病院 和传染病院）。②所以，毕业生从其入学到其毕业之后的服 务单位都在国家的管制之下。战时医疗统制政策和医疗的 “国营”化，致使毕业生就业选择有极大的局限性。伪满医 学院校毕业生自由开业者越来越少，进入公立医院、医学院 校以及被征召的人数大幅增加。医疗人员逐渐被置于国家统 制下进行有效统制和调配，被纳入为战争服务的轨道。例如， 由日本人于1936年设立的奉天药剂师养成所原为私立学校， 1942年被新京医科大学接收，1945年改名新京医科大学药学部。私立时期学生毕业后由学校负责找工作，去向为较大城 市或日本，而被新京医大接收后毕业生由伪满政府统一分配 至县城和边远地区。笔者以1937年为界，将满洲医科大学 1915―1936年（其中1928和1929年的资料缺失）20年间和 1937―1942年的7年间留在东北地区的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 就职情形，进行统计后（如下页表二），得出如下结论：首 先，毕业生数大幅增长的同时，日本毕业生比例大幅增加， 前20年间日籍毕业生数是中国毕业生数的3.6倍左右，后7年 间则达到近5.5倍，特别是本科生部，基本上都是日籍学生。

日本学者饭岛涉曾评价：“与其说满洲医科大学是殖民地大 学，不如将其看作是设在满洲的日本医科大学。”③其次， 留在东北地区学生总数明显增多，从53%上升到74%。究其原 因，一方面是因日本在殖民地培养医师的目标主要是限地医 师，为当地殖民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伪满的医科大学被视 为只是相当于日本国内的专科学校，如果毕业生到日本开业 的话，必须重新经过日本医师考试，合格后才能就业或开业。

再者，进入医学院校的人数大幅激增，开业人数锐减。进入 公署官职和公立医院的人数比例从统计数表上来看有所下 降，可是从每年实际人数来看，进入公署官职的人数变化不 大，进入公立医院的人数则有所增加。最后，进入军队的毕 业生明显增加，前20年间只有19人，后7年间则有32人。满 洲医科大学《会员名簿》相关记录显示，1939年以后，标注 “应召中”、“出征中”、“入营中”人数明显增多。满洲医科大学毕业生曾回忆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教 员逐渐减少。1943年以后，高年级的日本人学生也逐渐被招 募进入军队，还未毕业就提前成为军医了”。②总之，伪满 实行了有别于日本自由开业制度的医疗制度“国营化”，学 校和医院都官公立化，从而加强对毕业生的控制，使其就职 范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定向性。

结论 日本殖民医学教育自侵占、接管台湾开始积累经验，接 着在“关东州”、朝鲜、南洋群岛和伪满先后推广和展开。

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朝鲜的“京城帝国大学”和伪满 的“满洲医科大学”则是日本殖民医学教育中投入最大、最 有代表性的医科学校，也常被用作为其殖民侵略行为进行辩 护的工具。然而，与台湾、朝鲜的长期统治、较久的相对和 平环境和精心殖民经营不同，日本在伪满的统治时间相对比 较短，并且在近14年间也是处于战争状态，相对而言，日本 在伪满的医学教育急功近利，和战争的联系也特别紧密。另 外，与台湾、朝鲜相比，伪满洲国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殖民 地，而是一个表面上独立的傀儡政权。在文化教育方面，日 本殖民统治者也刻意应和“满洲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对 外政治宣传，例如较多招收中国学生，给人以“五族共和” 的假象等。尽管如此，伪满洲国仍然无法摆脱被日本殖民者 掌控的实质，随着“日满一体化”不断被强化，伪满的政治、 经济、文化等政策也受到日本国内政策的深刻影响。就医学教育而言，日本国内医学教育方针、政策、研究主题等方面 和伪满之间保持了高度的连动性，日本国内的相关政策很快 或同步在伪满实行，甚至在日本国内无法实行的信念和理想， 也会在伪满等殖民地或占领地进行试验，例如在台湾、伪满 等地实行的公医制度。在从“开业医”制度为基础的医疗体 制下，日本国内农村出现了大量的无医村，从而导致民众体 格下降，对于征兵非常不利。而且开业医的自由化严重阻碍 了国家主义的实行，不利于战时体制下国家对医疗的统制。

鉴于日本国内开业医制度的弊端，伪满从一开始便实行了医 疗事业“国营”化，1933年树立了公医制度，制定了5年内 一县一公医的计划，企图急速使医疗机关普及和医疗社会化。

公医与开业医相比，性质为非营利性，由国家给予一定限度 的生活保障，贷给其医疗器具，担负确保公众保健的责任， 从事公众卫生指导、调查和卫生警察等事务。公医之医疗的 地点由县旗长指定，到1938年公医配置县达到了148所，开 拓地的保健指导员多是指定的公医。①所以，伪满医疗国营 化和公医制度的实施保障了偏僻地区医疗、公众卫生及对该 地区的控制，使得政府可以控制对医师的有效调配，这也成 为日本战后在国内实行医疗改革的借鉴和原型。因此，日本 和伪满之间的医学教育上的连动性不仅是宗主国对殖民地 的单方向输入和影响，殖民地反过来也同样会影响宗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