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功能缺陷和发展的综述分析|动机

我国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功能缺陷和发展的综述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科研机构得到了快速发 展。1991年，高校科研机构总数为1 676个，2004年高校科 研机构总数已达到5 035个，其中部属高校科研机构2 085个， 地方高校科研机构2 950个[4]。近10年来，高校科研机构的 发展尤为迅猛。例如，截止2009年1月，仅北京大学文科科 研机构数量已达238个[5]，占1991年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 14.2%。高校科研机构不同于其他科研机构，首先，高校科 研机构不但要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还肩负着为国家培 养创新人才的重任。其次，高校科研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 没有独立的财务。再次，高校科研机构有较强的自主性，可 以相对自由地安排研究内容和计划。最后，高校科研机构的 队伍并非一成不变，人员流动相对频繁，形成动态平衡[6]。

高校科研机构在承担科研项目的研究及人才的培养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组织内部结构以及运行在发展过程中也 日益完善。但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科学研究对我们提出了 新的要求，不论从设立动机或是功能方面，传统模式的科研 机构已逐步暴露出一些亟需改进的方面。

二、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功能缺陷的理论关照 1977年，《美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了迈耶和罗恩二人合作的研究成果《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礼仪的正式结 构》一文，开创了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托尔伯特与朱 克，迪马奇奥和鲍威尔等学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制度理论 [7]。在他们看来，组织并不仅是如韦伯在理性的组织模式 中提出的是“为了完成某种任务而建立的一个技术体系”， 组织的发展演变是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 应周围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组织结构因环境、技术、目标 的条件不同而变化；
如果环境条件变化，组织结构也相应变 化[8]。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进行分析，我国高校科研机构 在设立动机上具有趋同性，在功能设置上仍具有较大的缺陷。

（一）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的趋同性 所谓“组织趋同性”，迪马奇奥和鲍威尔认为，“最恰 当理解趋同化过程的概念是同形性”，即指组织的制度同形 性[9]。在理论层面，新制度主义中的“合法性机制”是对 于组织趋同现象的重要解释工具之一。社会的法律制度、文 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 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8]。

道格拉斯从“强意义”上讨论了合法性机制如何规范人 们行为。在他看来，国家政策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与“强制性”， 使组织能够产生形成合理行为的观念力量。比如，2011年清 华大学百年校庆，胡锦涛同志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必须大力增强高校的科研能力”、“用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支 撑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教育部随即于2012年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四年为 一个周期，旨在建立一批“2011协同创新中心”，大力推进 高校与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国外科研 机构的深度合作，探索适应于不同需求的协同创新模式，营 造有利于协同创新的环境和氛围。教育部、财政部于2013年 1月中旬至4月初组织了2012年度协同创新中心的认定工作。

经过专家初审、会议答辩、现场考察、综合咨询、社会公示 等环节，经“2011计划”领导小组批准，认定14个2012年度 协同创新中心[10]。

而迪马奇奥和鲍威尔则从“弱意义”上讨论了合法性 机制[9]。他们提出了组织趋同化的三种机制：强迫性机制、 模仿机制及社会规范机制。从以高校为主导的内部动力机制 来看，高校自身的发展需求是主要原因，同时，“模仿机制” 在高校间起到重要作用。“模仿机制”，即各个组织模仿同 领域中成功组织的行为和做法，高校与科研机构在相互依存 中共谋发展。高校科研水平提升、科研事业蓬勃发展，会给 高校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数量更多、级别更高的科 研机构的申请与建立。因此，高校会模仿同领域中成功高校 的行为与做法，这种“模仿机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不确定 性[8]。高校与企业相比，是一个底部沉重、目标模糊、难 以评估的机构。由于高校模糊的目标，相互矛盾的功能与作 用，以及缺乏测定成功与否的简便方式，外界对于高校的认 可以及同领域其他高校的做法显得尤为重要。（二）高校科研机构内部机构设置失衡 高校科研机构内部机构设置缺乏合理的规划与建设， 导致科研人员结构设置不合理，研究方向缺乏规划。第一， 机构设置缺乏科学规划，存在着科研机构重复建设的现象。

我国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科研机构是与系或所或教研室于一 体的，很少的高校少数科研机构是与系分开独立设置的，学 校层面上的科研组织并不多，多数研究机构是“两块牌子， 一个班子”。大学中的系与研究院各持不同观点，系、所认 为研究任务应由研究所来负责，对一些科研项目不予以重 视；
而科研机构认为本身主要工作是做好研究，对教课任务 不认可[1]。第二，研究领域、研究特色和优势都不明显， 无固定研究人员。有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方向甚至是某一二级 学科下的一、两个方向，造成资源浪费。第三，人员结构不 良，科研机构内部人浮于事，各种人员互相交叉，缺少凝聚 力。很多高校科研机构职责定位不清，徘徊于教学与科研两 种任务之中，有的侧重教学，有的侧重科研，有的是纯粹的 科研机构。纯粹的科研机构多由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组成，一 般不设置专门的人员和机构，多挂靠在其他教学或者研究机 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多为兼职的研究人员。对于人才培 养，只是在课题或者研究范围之下，协助组成单位培养人才 [11]。这种“双肩挑”的现象存在于大多数高校中，使得高 校内部遇到研究问题互相推诿，研究工作很难顺利进行。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组织处于两种环境中，即技术环境以及制度环境。技术环境强调效率机制，要求组 织有效率，即按照最大化原则生产；
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 “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 织形式和做法，而不论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 有效率。从对高校教育机构内部的分析中可见，在技术环境 层面看似无效率的做法之所以会有存在的理由，是因为每个 科研机构的设立就意味着资源与权力，同时，存在“路径依 赖”的影响。所谓“路径依赖”，源于新制度主义的三个理 论流派。霍尔和泰罗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理性选择制度 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大流派。各个流派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流派里不同学 者也有不同的看法[12]。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是路径依 赖。路径依赖是指制度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强化，一直走下 去，制度具有自我强化机制。其核心观点是：在分析制度的 产生时，强调宏观社会背景和偶然事件的作用；
在分析制度 的发展过程时，特别强调路径依赖[13]。传统文化与经典理 念作为一股强大的潜在制衡力量影响着现实路径的选择。高 校科研机构建立之初，为了获得“合法性”地位以及相应资 源，会在暂且搁置技术性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一套制度与规 定，不断进行正向强化作用。不论是组织结构，还是与之相 配套的人员设置，以及研究取向，都路径依赖于建立之初的 制度模型，辅之以个别调整。

（三）高校科研机构的机制缺陷组织处于技术环境与制度环境之中，技术环境从经济学 意义上来讲，讲求效率，按照最大化原则组织生产，这其中 还应该包含社会个体对于私人利益的思量，引申为功利性以 及实用性的追求。这种思想对于机构本身的运行不利，但是 它仍有存在的根基。例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学而优则 仕”的官本位思想影响深远，因而在高校中，“行政权力” 与“学术权力”是高校科研机构工作人员考量的重要因素， 科研机构中的“头衔”，象征着行政级别。最初，科研人员 为了考核过关、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不断努力从政府、企 业、社会获取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而在承担科研项目中尝 到经济实效后，为获得纵、横向项目的资助，有时放弃自己 的研究领域，利用各种关系争取项目[18]。这对于科研人员 提升自身社会地位、获取领域资源、与政界要人开展对话尤 为重要，同时，也是一些权势领导激流勇退后的利益谋求的 变相手段乃至权力的延续。因此，有很多高校设立了一些“空 头”科研机构，封给研究人员“空头头衔”，用以对外进行 社交联络，甚至是“寻租”、“走穴”。

三、我国高校科研机构运行的实践启示 高校科研机构本身首先是技术组织，这是从组织本身的 共性而言，理应关注效率，对于效率忽视的主要原因是由高 校组织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制度性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其次，高校科研机构也是制度的组织，主要是与环境作用以 及对于资源与权力依赖的结果，同时，市场机制的作用也要引入其中，作为补充。从整体上来讲，高校科研机构是制度 化的组织，在机构运行中表现出路径依赖、“合法性机制” 的作用，同时，需要引入市场机制中的竞争、绩效理论，使 其更有效率地发展。针对高校科研机构设立的动机及功能缺 陷问题，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可提出以下改 进思路：
第一，根据高校实际情况，厘清高校科研机构的定位与 职责，处理好科学研究与教学的关系。教学与科研相融合是 高校科研机构的最终目标，也是高校中的科研机构与其他科 研机构的区别之一。而且，在高校中，教学即人才培养与科 学研究是最为主要的两大职能，应做到教学与科研相互促进。

2012年6月两院院士大会提出，“坚持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紧密结合，遵循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积极探索培养创新型 人才新思路新方法”，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紧密结合已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体现了高等教 育思想和理念的转变与突破，体现了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在更 深层次上的改革与创新；
应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建立“科研 —教学—学习”的联结体，以充分发挥科研的育人功能；
以 学生发展为中心，强调科研和教学的融合，必须树立科研本 身就是一种效率很高和非常有力的教学形式的观点[19]。

国家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是高校科研机构设立的重要 原因之一，紧随政策的引导，从“强意义”角度来说，主要 通过“强迫性机制”、同类高校间的“模仿机制”，接受外界环境认可的制度与行为；
同时，在“弱意义”层面，国家 政策演变成一种“无形制度”，通过影响资源的分配以及提 供激励方式影响高校科研机构的设立与否，高校科研机构的 设立与国家创新体系建立以及政策方针一致。中美国情不同， 美国高校的科研机构多为跨学科研究，资源进行整合，且资 金来源比较广泛，并不主要依赖联邦政府的资助，所以强制 性机制起的作用不大。高校科研机构的设立，是由于政策的 引导性与“强制性”，实际是高校对于制度环境在“强意义” 以及“弱意义”上的“同构”与“迎合”，也是认同与回应， 也是高校自身需求与竞争性模仿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我们 不能将高校科研机构设立动机的趋同性现象简单理解为是 一种追赶潮流、跟风的表现，而要意识到科研机构作为一个 社会组织，它的设立与发展，除了需要关注组织内部技术环 境的效率机制之外，还要考虑外部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 在关注国家政策作用的同时，要充分利用高校的现有资源。

高校是创新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 社会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大学为科技创 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所做出的贡献是绝不可被忽视的。

以美国为例，“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 战计划”、“国家纳米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重 大科技计划的成功实施都离不开高等学校的投入与支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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