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音乐美学思想

论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影响

一、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 1.“叔孙礼乐萧何律”——对雅乐的推崇 清代刘熙载说过：“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的确，杜甫是一个心 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儒者，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 音乐方面必定崇尚儒家治国安邦的礼乐思想。杜甫也曾经历过开元盛世，在他回 忆盛世情景的诗歌中，于《忆昔二首》其二中表明了他对开元盛世礼乐治世的向 往：“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云门是周时六乐舞之一，相传为黄帝之乐，用于祭祀天神，是朝廷正乐。他对开 元盛世的回忆也包括盛世时期的音乐，这当然只能是以云门为代表的朝廷正乐。

在《夔州歌十绝句》其三中，他表达了对舜的乐曲箫韶的心驰神往：“群雄竞起 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箫韶是周朝以 来历代王朝在举行祭祀等重大仪式典礼时所用的典礼雅乐。杜甫对太平盛世时的 宫廷雅乐的心驰神往和深深眷恋，在上面两首诗歌中表露无遗。

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乐是儒家六艺之一。礼乐教化是儒家 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儒生的言行举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杜 甫的《进三大礼赋表》云：“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 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杜甫困居长安的期间，穷困潦倒， 依靠街头卖草药和在朋友处寄宿为生。但是心中仍然对儒家礼乐心怀向往，遇到 国家礼乐盛事的“郊庙之礼”也喜形于色，并形于篇章，在诗歌中反映出来，音乐 的社会政治功能由此可见。

天宝末年正月，玄宗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杜甫抓住了这个时机， 作了三篇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 《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 献给玄宗。这三篇赋作中都有关于雅乐的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认可朝廷正乐，认为雅乐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和象征，因此在三大礼赋中都花了一定的篇 幅用来描写唐代帝王祭祀天地、先祖时表演云门、咸池等朝廷正乐的盛大乐舞场 景，表现了杜甫理想中的崇高音乐境界。

2.“仍唱夷歌饮都市”——对胡乐的排斥 在华夏大地上，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农耕文明远远超过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因此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自古 皆贵中华，贱夷狄”的感叹，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不仅礼仪发达，有“礼仪之 大”“章服之美”，而且还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在文化 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不懂礼仪，而且也没有 纲常伦理的野蛮人。人们根本就不担心夷狄可能会从思想文化方面征服华夏，只 担心夷狄可能会从军事上对华夏国家政权构成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由盛转衰，陷入了长久的战乱，士人受到了 空前的冲击。士人阶层对战乱较为一致的认为这是由胡人所造成的。初唐时期“华 夷一家”的观念开始转为统治阶层和士人对胡人严加防范乃至敌视的状态。诸如 “狂虏”“逆胡”这样的字眼也出现在唐人的诗文创作中。

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民族矛 盾进一步激化，而唐王朝为了平定叛乱，也曾向西域的回纥借兵助剿，并私下和 回纥首领签订协议，平叛之后允许其抢掠平民，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在长安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的杜甫在诗文中严责胡人的文字颇为普遍，常以“胡 羯”“胡虏”“逆胡”“妖孽”等字眼蔑称安史之辈和回纥兵。杜甫诗中关于胡乱的文字 极多，诸如：“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留花门》);“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 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避 地》);“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战争的深入和胶着，使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重。在这种情况下饱受胡 人之蹂躏的汉人对胡人的厌恶与痛恨与日俱增，胡人音乐也就连带着受到排斥和 否定，甚至连汉乐的胡化现象也受到满怀爱国热情的文人批评和指责。中唐时期 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对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 圣主。元稹和白居易都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对待胡乐态度尚且如此，杜甫曾身 陷安史叛军占领之下的长安，亲身经历过安史之乱，见到“黄昏胡骑尘满城”(《哀 江头》)的景象，杜甫排斥胡乐，这一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3.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取向 据统计，杜甫现存诗文近一千五百首，其中涉及乐舞内容的诗文即有 二百余篇。在描写音乐时，杜甫却往往用“悲”“ 哀”来形容，比如：“芳宴此时具， 哀丝千古心。”(《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倘忆山阳会，悲 歌在一听。”(《赠翰林张四学士》);“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城 西陂泛舟》);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些 诗歌大多作于宴饮之时，当时的氛围并不都是悲哀伤感的，有些甚至是欢畅明丽、 开心愉快的。但是杜甫却往往渲染了一种“悲”的气氛。究其原因，皆是因为杜甫 有着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思想，这和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史以悲为美的音乐传统不 无关系。

中国古代音乐审美中有着以悲为美的音乐传统，这在汉魏六朝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现代学者李泽厚及刘纲纪都给予了很好的总结。李泽厚、刘纲纪在 《中国美学史》中写道：“自楚汉以来至魏晋，音乐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哀，而 不是表现乐。人们对音乐的欣赏，也日益以它能表现哀，使人流泪感动为贵。” 从楚汉开始音乐就表现哀，以能使人感动涕零为贵。汉魏六朝以来形 成的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观对杜甫有着巨大的影响。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评价杜甫诗：“上薄风骚， 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 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认为杜甫的诗歌对汉魏以来的诗歌艺术不仅进 行了兼收并蓄的学习，而且也进行了融会贯通的发展。在诗歌欣赏中杜甫向古人 学习，“不薄今人爱古人”“老夫平生好奇古”，主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因此 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杜甫在诗歌创造方面如此，在音乐欣赏方面也是如此。他注 重向古人学习，向汉魏学习，汉魏以来形成的以悲为美的音乐观念也必然会对他 的音乐审美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形成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思想。

二、杜甫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唐王朝统治者对音乐的积极倡导和参与是唐代音乐繁盛的政治原因。

唐代统治者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开创了唐王朝音乐文化兴盛的新局面。唐 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是盛唐音乐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他 吸收西域文化，创作了《霓裳羽衣 曲》;他改组了当时的音乐机构大乐府，设置 了教坊和梨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唐代音乐的发展。就杜甫个人而言，他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自然对六艺之一 的乐也能够较好地掌握，并且具有一定的音乐才能。善鼓琴、喜狂歌是他音乐才 能的集中体现。古琴是中国传统乐器，同时也是雅乐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儒家音 乐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杜甫喜爱古琴，并经常弹奏。在其诗歌中，他经常 写到自己弹奏古琴。杜甫也善歌。他与友人悲歌告别：“几年一会面，今日复悲 歌。”(《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听到官军收复失地会“白日放歌须纵酒”(《闻 官军收河南河北》)，在答谢羌村朴实善良的村民时，也能“请为父老歌”(《羌村》 其三)。

杜甫成长于盛唐时期，繁盛的音乐文化的熏陶，培养了他的音乐素养 和音乐鉴赏能力。他在青年时代就出入翰墨场，与岐王李范、崔尚、魏启心、李 龟年等文化名人有密切的接触。他在洛阳生活了较长的时间，而洛阳是当时的文 化中心之一，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必然会刺激他的艺术神经，他对包括 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必然会多加关注。此外，杜甫一生漫游、飘泊，游历过许多 地方，在参加各种应酬和筵宴的时候观看过许多音乐表演，这也会提高其音乐欣 赏和鉴赏的水平。这些场景也在杜甫诗中留存至今，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既是唐代现实生活与文化状况的反映，也是杜甫音乐美学思想的投射。

三、杜甫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反映唐代音乐状况的一面镜子。诗歌和音乐关 系密切，配乐传唱是歌辞的基本传播方式。古代的新诗形态往往指向该时期的音 乐现状，无论是汉魏时期的乐府诗歌、清商曲辞，还是唐朝的律诗、绝句，在创 作时都沿用依调填词，以调配辞的作法，歌辞字里行间蕴含的文本意义也附属于 音乐属性之中。对于这一点杜甫自然是深深了解的，在诗歌创作中也往往用俗语 俗句入诗，并且对诗歌的音律特别注意，“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 曹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诗歌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对研究唐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杜 甫有关音乐的诗文中，不少是写他出入于宴飨场所、或观看典礼仪式的情景，生 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具象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从《观 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可以了解到西域舞蹈浑脱舞的表演服装形制等细 节;从他的音乐审美观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对于音乐的态度和观点;从杜甫个人 对于音乐技艺的掌握也可以了解当时士人的音乐技艺情况等。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诗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唐时期的 元稹、白居易、韩愈等都深受他音乐审美观的影响。元稹和白居易崇尚雅乐、对 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圣主。白居易则认为 胡乐胡曲为靡靡之音，扰乱视听，使雅乐不复为人所听。白居易也提倡“文章合 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由此可见杜甫音乐思想的影响之大。

作者：陈杨 来源：求知导刊 2016年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