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他编演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出戏。《抗金兵》讲的 是南宋女英雄梁红玉抵抗金军的故事,《生死恨》是讲在敌人的统治下,人民的 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这两出表现爱国思想的新戏一上演,就受到观众喜爱。有 一次,梅兰芳连演三场《生死恨》,观众踊跃买票,把票房门窗的玻璃都挤碎了。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发动七七事变后,又进攻上海,不久就占领 了这座大城市。日本人知道梅兰芳是闻名世界的大艺术家,托人要求他在电台播 音,为他们的侵略服务。梅兰芳巧妙地说:“我马上要到香港和内地巡回演出了, 不能做这件事。” 不久,他到了香港,演出结束后,就留在了香港。为了摆脱敌人的纠 缠,他决定不再露面,不再登台演出,就在家里练唱昆曲。1941年底,日军攻占 了香港。他们知道梅兰芳正在香港,就到处找他。梅兰芳心想:“躲是没地方躲 了,可我绝不为日本人唱戏!” 这一天,清晨洗脸时,梅兰芳第一次打破惯例,没有刮胡子。儿子见 了很奇怪。
“爸爸,您不是每天都刮胡子吗今天怎么不刮了” “我留了胡子,日本鬼子还能强迫我去演戏吗”梅兰芳说。一天上午, 日军司令酒井派把梅兰芳接去。一见面,他就假热情地说:“我过去看过您的戏, 您还认识我吗怎么,您留起小胡子了像您这样一位举世闻名的大艺术家,怎么能 刚步入中年就退出舞台呢”梅兰芳坦然地说:“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一个演旦角的,扮相和嗓子 都不行了,已经失去了上台的资格。” 后来,梅兰芳又回到上海,靠画画卖钱养活家人和与他一起演出过的 朋友。上海日伪政权多次请他出演,都被他拒绝了。他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 也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次,日军庆祝“大东亚圣战”一周年,派人让梅兰芳出演,还说如果 不演,就要军法从事。梅兰芳事先得到消息,一连打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平时, 他只要一打预防针就发烧,这次果然又高烧不止。日军军医来检查,一看梅兰芳 烧得迷迷糊糊,只好走了。
1945年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梅兰芳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笑着对夫人说:“天亮了,这群日本强盗可真完蛋了!” 这天,几位朋友兴高采烈地来到梅家道喜。只见梅兰芳身穿新衣,精 神焕发,手里的一把纸扇遮住了半个脸。
“梅先生,您一定剃了胡子,对吧” 梅兰芳笑着把扇子一撤,露出了刮了胡子的面孔,说:“抗战胜利了, 我就要重返舞台了!” 不久,梅兰芳就在上海演出了,观众场场爆满。他们说:“我们就是 要看看八年不给日本鬼子唱戏,如今刮了胡子的梅兰芳!” 心里装着观众梅兰芳是表演大师,但他从不对观众摆架子,对同行也 谦虚礼让,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戏德。
过去,演员唱一场戏给一份钱,有病可以请假,遇到天气不好还可以 “回戏”(即临时宣布停演)。可梅兰芳尽量克服困难,处处替观众着想。他说:“观 众事先不知道回戏,顶风冒雪从老远赶来听戏,让人家白跑一趟,太不应该了。” 有一次,他嗓子哑了,可第二天要演一出唱工极重的戏。这可怎么办 呢那天,他很早就来到舞台,每隔半小时就喷一次药,嗓子却一点不见好转。大 家很着急,有人提出回戏,可梅兰芳知道剧场里已坐满了观众,怎能让他们扫兴 而归呢他没有同意,强打着精神化妆,大家都很替他担心。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梅兰芳上场了,他和刚才判若两人,精神焕发, 唱念精彩。不过,内行人却听出他的嗓子变窄了。戏演完后,有人赶往后台,关 心地问:“梅先生,您今天的嗓音怎么变窄了” “您还不知道吧前两个钟头,我的嗓子还是哑的呢!” “那您怎么还上台这是怎么唱出来的呢” “不上,怎么对得起观众我这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临时用的一个急救 方法,这戏是用半个嗓子唱的!” “半个嗓子,这怎么唱” “这是全凭一股虚劲把嗓子提起来唱的,劲头如稍用过一点儿,马上 又会哑不成声。这是假嗓,怕低不怕高,怕宽不怕窄。过去我也从来没用过,今 天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 在场的人都感叹不已,不仅为他丰富的舞台经验所倾倒,更为他一心 为观众着想的精神所感动。
关于名人的爱国小故事篇二 其实秋瑾来自一个保守的大家庭,他的父亲做官,替女儿选了一个当 官的夫婿,他们结了婚,夫妻感情也很好。有人猜测秋瑾是婚姻不幸福才会去革 命,其实不然,革命者往往是受到最多的宠爱,当他感觉到要与人分享这份宠爱 时,他的梦想就出现了。
其实她还有孩子,一家和乐美满。在一个女子要缠足、丈夫可以纳妾 的社会里,一个丈夫为了成全妻子的好学,愿意拿出一笔钱送妻子去日本留学, 相信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丈夫。
然而,秋瑾到了日本之后,视野打开了,不再是一个旧社会里封闭的 女人,她认识了徐锡麟、陈天华等优秀的留学生,经常聚会喝酒、聊新的知识, 并且一起加入了同盟会。在当时,同盟会是一个非法组织,加入者都抱着被杀头 的准备,唯有充满梦想的人才会参加。
秋瑾到日本之后,意识到东方的女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被当做弱者, 因此她的革命不只是政治的革命,更大的一部分是她对女权革命的觉醒与伸张。秋瑾在日本学武士刀、练剑,所以会拍下那么一张照片,象征女性的解放。
一个可以容纳解放女性的男性团体,也必定是开放的。可见,徐锡麟、 陈天华等人都是优秀的男性,而秋瑾的丈夫也绝不是坏人。不过,秋瑾觉察到自 己与丈夫在思想上已经分道扬镳,她无法再回到那个保守的社会里,所以她为自 己的生命做了勇敢的抉择——提出离婚。
秋瑾的孤独不仅在当时,甚至在今日,都鲜有人能理解。幸运的是, 秋瑾还有一群可爱的朋友。这些与她把酒言欢的留学生,知道秋瑾很喜欢一把剑, 便凑钱买下来送她。
当他们在小酒馆里把剑送给秋瑾时,她当场舞了一回。我不知道那张 持剑穿和服的相片是否为彼时所摄,但在秋瑾的诗中记录了此事,她说:“千金 不惜买宝刀”,原来那把剑所费不赀,耗尽千金,以至于一群人喝酒喝到最后付 不起酒钱,于是秋瑾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要和朋友们喝得痛快,诗的下一 句便是:“貂裘换酒也堪豪”。后来,这群留学生回到中国,潜伏在民间,伺机而 动,随时准备革命。心思缜密的秋瑾,不但有激情,也有理性,可谓当时回国革 命者中最成功的一个。
然而,很少有人想到,离婚以后的秋瑾要面对生命里巨大的孤独感。
相信她和徐锡麟之间的感情是革命,也是爱情。所以当徐锡麟冲动起义,因为没 有详密的规划而失败被逮捕,并惨遭清朝官员恩铭将胸膛剖开,活活地掏出心肝 祭奠时,听闻徐锡麟死讯的秋瑾立刻起义,因此被捕。
我读秋瑾传记时,深深觉得秋瑾的死和徐锡麟有很大的关系,而徐锡 麟就是当年提议买宝剑送她的人。这使我联想到,革命里有一部分的孤独感,也 许是和爱情有关。在革命里纠缠的情感非常迷人,非小儿女的私情可以比拟,他 们是各自以“一腔热血勤珍重”的方式,走向诗的最巅峰。
在徐锡麟死后,秋瑾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
秋瑾被捕之后,受尽所有的酷刑,被逼要写下所有参与革命者的名单, 她只写下一个字:“秋”,表示只有秋瑾一人。她顿了一下,接着写:“秋风秋雨 愁煞人”,又是一句诗。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
她是一个在文学上、戏剧上尚且无法全面说出其影响力的女性,她也 是一个传奇,历史的传奇,因为她的生命活出了惊人的自我。关于名人的爱国小故事篇三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 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的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 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 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 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 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 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 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 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 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 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 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 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 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 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 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
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 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 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 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 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 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 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 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
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 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 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 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 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 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 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 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 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 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 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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