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和维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_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我个人认为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包含了苏联发展观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苏联发展观，按照我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七轻七重，就是轻经济重政治、轻民用重军工、轻效益重速度、轻个人利益重国家利益等。这里面的七轻七重是相对的，因为重的也不都是不对的，比如一定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应该不对，因为对于苏联这么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处在这种包围之中，需要强大的国防工业，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强调国家利益，就更清楚，不能随便否定。问题在于时间、地点，在于不能把一时比较短期的需要变成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苏联这种传统的发展战略，我们国家在一段时期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全面、不持续、不协调的发展观念，尤其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本来就应该有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应该说，这也是苏共解体的原因之一。

　　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改革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标准的发展观念。我觉得现在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声疾呼的问题，就是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所讲，中国90的城市河段被污染，一半以上的城市没有新鲜的空气，上亿的农民饮用不到合格的水。还有以前讲得不多的，也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就是农用地的工业污染问题。现在我们受到工业污染的耕地大概占到总面积的百分之八点几，如果这个问题不加以解决，如果不下决心，不做大的投入，我们的发展怎样坚持以人为本呢？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是我所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坚持社会公平和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在发展里面坚持社会公正的原则，是一个方向性、制度性的问题。我个人形成了一个看法，虽然我们应该改变文化革命以前的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这种习惯是一种左的习惯，同时不能不看到中国社会在它发展的关键时候、关键的重要历史关头，应该说常常存在制度的选择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坚持贫民主义走向，结果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开始之后，我们强调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强调效率，应该说有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打破平均主义，就不能促进社会主义财富总量的增长，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温饱。但我们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的很严重的社会现象，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线，再加上部分城市工人下岗，使中国出现了很大一部分弱势群体。执政党在这当中面临严峻的考验。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都体现着我们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但是，体现社会公平原则还有一个具体的社会制度，这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也确实是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恰恰有大部分人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之外，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列倒数第四。我们只是

　　社会公正这个理念，总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赞成、所拥护的一个执政理念，这是我们这代人到今天之所以真心实意地相信社会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就必须确实地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去注重不断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作为一个执政党，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反映人民群众内部各个阶层的利益呼声，这不能不对执政党形成某种压力。这应该说这是自然的状态。一个执政党如果没有力量去面对这种压力，并且把这种压力化解为解决矛盾的动力，它怎么能成为全国人民往前走的主旋律呢？

　　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和西方的弱势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一些发达国家，弱势群体常常是社会群体的边缘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和影响是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是社会里面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曾经是执政中的重要社会基础，今后也是我们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不注重社会公正，就谈不上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紧密联系，就谈不上维护和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我们既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回到谁富就抵抗谁的这条路，但我们也不能走嫌贫爱富的极端。另外，我们的弱势群体在不少决策当中的声音暂时还比较微弱。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决策是精英决策。有一个数字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五届人大的时候，工农代表比例是47，十届人大时，工农在全国人大代表的比例是18.6，有不少地方，农业地区中，几百万农民没有一名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当然我们不能用人口比例来决定各种权力机关代表的比例，我们也不能把各个领域的精英同广大民众分割开来，我们一直强调“三个代表”，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精英们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普通大众，尤其是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的要求和呼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是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经明朗化了，而且存在着固定化的趋势。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不仅衣食住行，而且住什么医院、上什么饭馆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普通的农民工到普通超市转一转，都会引起怀疑的目光，这是中国需要加以思考的社会现实。

　　第三个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问题。根据去年国际的统计，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廉政的程度，中国排在第71位，十分是满分，我们得了3.4分，香港排在第11位，在亚洲是第二位，台湾是第35位。由此可以看到，我们的廉政以及反腐倡廉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句话已经说滥了，说腐败是涉及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各个社会阶层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有点关心到无可奈何了。往常可以说这是考验我们党能不能巩固和维护执政地位，中国社会能不能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近年来，我们党的高层领导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大的贪官一个一个落马，丢掉乌纱帽。老百姓所关注的一些大案、冤案办起来是那么费劲，是否存在保护伞官官相包庇的现象呢？要真正维护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谁想真正同人民大众建立血肉的联系，谁就应该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据有关学者研究，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高官腐败案件里面，近半数的腐败案子是在第一次作案之后又被提拔的，也就是说，他们作案之后，不仅没有败露，而且可以升官，还有很多案件是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是牵连出来的。这说明我们干部选举制度有缺陷，也说明党内外对干部的监督还是太薄弱了。

　　廉政建设、防腐斗争，核心是进行监督。现在显示出的腐败实际上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权力脱离了群众，不受制约的权力就会产生腐败，受到监督的权力就不会腐败，也不会丧失民心。所以我们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当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把党管干部和民选、民监也就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怎样很好结合的问题。还有一些不属于基本社会制度，而是属于老百姓平时很关心的、时刻影响到老百姓对执政党评价的具体制度问题，比如公车制度，有人统计中国公车大概超过400万辆，每年花在公车上的钱是三千个亿，而他们说，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大概占了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讲，有两千个亿不是花在公务上。如果这个数大体符合实际，再加上我们都已经认可和公认的公款吃喝的一千亿，就是三千个亿。三千个亿，如果下点决心，使党风和官风有大点好转的话，省下一半就是一千五百个亿。一千五百个亿是什么概念呢？可以使一亿并不富裕的人民生活上一个台阶，现在很多地方穷得一年下来农民人均收入不到一千块钱。这样一些问题都是党群干群的问题，都是涉及到我们党执政地位巩固的问题，不能不看到这是一个影响很大的问题，必须非常慎重地去认真处理。当然，我们不会叫部长骑着摩托车去中南海上班，但这些问题的解决确实影响到我们党在群众里面的评价问题。包括干部工资的问题，也非常重要，这些问题做出决定的时候，必须由人大和常委会发挥作用，必须让民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都是很有必要的。人们会从其中判断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