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安全形势的刑法原因分析】 交通安全的形势

中国交通安全形势的刑法原因分析

交通安全与公众的人身或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也关乎家庭的完整幸福与社 会的和谐稳定，更关乎国民经济的健康和长远发展。作为公共安全的一种，广义 上的交通安全包括道路交通、水路交通及航空交通的安全，未来也许还包括太空 的交通安全。众所周知，在当今世界，道路交通的交通事故发生率、事故伤亡人 数及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均远远高于水路交通及航空交通。平时看起来惊天动地 的灾害，如矿难、空难甚至洪水、地震，所造成的生命损失与道路交通事故比起 来，显得轻得多。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交通安全体系里，道路交通安 全居于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它的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交通安 全水平高低。本文从现代交通安全的以人为本和安全至上等理念和要求出发，通 过比较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刑事立法、司法等角度 进行分析中国当前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原因，以期为通过刑法改善中国交通形势 提供参考。

一、现代交通安全的定义及要求 关于现代交通安全的定义、特征及衡量标准，欧美发达国家的理论界及实 务界已经取得较大的共识。现代交通安全，是指以生命至上、以人为本、人员安 全为基本原则和第一前提，最大限度实现人员、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及环境保护 的交通安全的工作理念和综合评价体系。现代交通的要求是：安全、畅通、高速 度、高效益、低公害。现代交通安全以最大限度减少、预防甚至消除交通事故的 发生及交通事故人员伤亡为核心目标和基本评价标准，力求在最大限度地实践生 命至上、以人为本的现代工商业文明社会人道主义理念的同时，积极践行以人为 本、凸显公共利益的交通安全管理理念。在维护交通系统的公共安全的同时，能 够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现代交通安全的特 征包括：以人为本理念贯彻到交通运行与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质量可靠、保护严 密的交通工具，方便快捷、设计周密的交通设施，交通事故风险预防前置化，文 明礼让、井然有序的交通秩序，高效优质的交通事故处置救援体系等等。要建设 现代交通安全体系，需要统筹协调城市与乡镇交通、交通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强 化理念、科技、体制和政策创新，实现交通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人为本式 的发展。二、中国交通安全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当前的交通安全总体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以 占交通安全事故核心和主要部分的道路交通事故为例，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透 露，目前中国道路安全形势异常严峻，死亡人数呈加速增长趋势。2001年以来， 连续三年交通事故中的年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平均每天死亡300人。来自中国 国家安监总局的数据显示，十一五(2006-2010年)以来，中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已达年均7.6万人，占所有安全生产事故死亡总人数的80%以上。中国交通部数 据显示：中国汽车保有量只占世界的2%，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却占全世 界的15%左右，中国的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及死亡率多年来均高居世界榜首。

而从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交通事故就处于逐渐下降趋势并保持在 较低的水准线下，其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仅占全球总数的1/4，车辆数却占全世界 的2/3左右。欧美及亚洲发达国家的汽车保有量及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总量不在 少数，受伤人数也较多，但死亡率却稳定控制在较低水平。以2011年为例，美国 全国保有汽车2.85亿辆，车祸死亡人数只有4.2万人，与历年平均数基本持平。保 有汽车7000多万辆的日本，同年因车祸死亡的人数更低至4611人。而保有汽车 1.04亿辆的中国，在严禁酒后驾车的2011年，仍然有6.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中国 交通事故死伤人数连续十年高居世界第一，已成中国第一害。而中国低下的交通 安全水平在最近几年的极端表现，就是几宗全国瞩目的恶性交通事故，比较典型 的有2009年江苏南京6.30张宝明醉酒驾驶致5死(包括一名孕妇)4伤案，2008年四 川成都12.14孙伟铭无证酒驾撞死4人伤1人等案例，均震惊全国。

三、中国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刑法原因分析 中国交通安全形势严峻，危害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公众文明素 养不高，缺乏良好的驾驶习惯或出行习惯，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交通设施不完善， 交通设施、工具疏于维护，安全技术和救援手段贫乏，交通行政管理多部门扯皮 水平低下等等。我国刑法没有在立法及司法上体现现代交通安全的以人为本、风 险预防前置等理念，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原因。

在我国制定实施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我国刑法将交通安全视为公共安全 的一种，在危害公共安全一类犯罪中规定了十条危害交通安全的犯罪，包括交通 肇事罪及(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罪等十条罪名，涉及水、陆、空交通安全。而在司 法实践中，最典型的妨害交通安全犯罪，当属常见的交通肇事罪。其他类型的交 通犯罪罪名实践中适用较少。面对交通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尤其是酒后驾驶引 发越来越多的恶性、重大交通事故。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醉酒驾驶构成危险驾驶罪，酒后驾驶行为受到有效遏制。但纵使如此，我国的 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与作为保障法的刑法未能充分发挥其规 范主体行为的最后防线作用有关。这一点表现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交通肇事案的 激烈争论。学者专家不停地对交通犯罪的刑法法条和司法解释进行研究，也充分 表明刑法在规制交通犯罪上的困局。在笔者看来，在遏制交通犯罪问题上，我国 《刑法》法条和刑法实践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立法理念上，未能凸显以人为本、风险预防的人本主义思想 预先以法律防范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秩序的失序，日益变成现代化条件下 风险社会的潮流，这一点在刑法上的反映，就是刑法不断增加关于危险犯的规定。

作为公共秩序的一种，交通安全同时是国家的制度性建构之一，关乎不特定人的 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交通自由。交通安全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个人法益得以具体 实现的条件与保证。立法者应当从制度性利益的保护需要出发，对那些破坏制度 性利益的行为作扩张性的风险预防，直接拟制特定行为具有破坏制度的危险潜在 性，通过刑法规范集中加以预先保护。在大陆刑法中，无论是古典型的核心刑法 典，还是现代型的经济刑法、环境刑法等特别刑法，充斥着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 式。对系统复杂、关联广泛、充满风险的交通系统而言，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特别 是重大、恶性的交通事故，往往带来不特定人员伤亡或不特定财产损失，且这种 后果不可逆转。故笔者认为，应该对破坏交通安全的行为进行扩张性、前置化的 风险预防，切实做到安全第一，以人为本。遗憾的是，我国刑法并未能做到这一 点。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我国刑法关于交通犯罪的规定，注重结果犯忽 视危险犯的规定，未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如前所述，我国《刑法》与交通安 全相关的罪名共10个，但唯有交通肇事罪与我国要解决的主要交通安全问题紧密 相关。该罪属相当典型的结果犯。我国刑法并非未规定危险犯，但仅破坏交通设 施罪及破坏交通工具罪两个，面对形式多样的妨害交通安全危险行为，可谓严重 滞后。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及追逐竞驶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提前预防 公众遭受醉驾者或飙车者侵害的风险，在实践以人为本的理念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酒后 驾驶已经被列为车祸致死的首要原因。在我国，每年由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 多达数万起;而造成死亡的事故中50%以上都与酒后驾车有关，酒后驾车的危害触 目惊心，已经成为交通安全的第一大杀手。

但这一步迈得太小。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犯危险驾驶罪，应受拘役。窃 以为这个处罚较轻。《德国刑法典》第316条规定，因醉酒而无法确保行驶安全仍驾车者处一年以下监禁;过失者亦要处罚。我国司法实践对那些未造成人员或 财产损害的醉驾者，往往判处缓刑，对醉驾者的惩罚和威慑未尽显立法本意，导 致刑法以危险驾驶罪降低交通事故风险的能力也减弱。

另外，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仅将醉酒驾驶及飙车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 笔者认为这是人为缩窄了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有的人把危险驾驶表述为：是指 在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制造为社会所不容许的交通危险的行为，主要包括无证驾驶、 超速驾驶(包括飙车)、酒后驾驶(包括醉酒驾驶)、疲劳驾驶、吸食毒品或 服用镇静类药物后驾驶、超载驾驶、明知是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而驾驶等 行为。有的人则把危险驾驶定义为：是指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度危险性驾驶行 为，包括酒后驾驶、醉酒驾驶、道路飙车、无证驾驶、吸毒后驾驶等行为。关于 危险驾驶的定义无论哪一个有道理，都不应该只包括飙车及醉酒驾驶。这一点， 欧美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规是最好的证据。英国《1991年道路交通法》 规定，以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谨慎的司机所被期待的程度进行驾驶，构成危险 驾驶罪。按照台湾地区刑法第185条之规定，因服食毒品、酒类或麻醉药品等物 品，无法安全驾驶却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 科十五万元以下罚金。中国刑法没有为了人的安全而将应视为危险驾驶行为的抢 夺行驶中的巴士方向盘或吸毒后驾驶等行为视为危险驾驶，正是在贯彻交通秩序 以人为本理念上仍有较大不足的体现。以上危险驾驶行为若被我国刑法犯罪化， 当能彰显人本主义，指引大众之交通意识及行为趋向安全，有效遏制危险驾驶行 为，以刑法一般预防机能之强化，提升交通安全水准。

(二)在具体立法上，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交通犯罪的法定刑偏低 驾驶员及交通系统操作员等交通从业人员均经过业务培训和考核及格方 能上岗，人们信任并期望他们有能力履行确保交通安全的义务，法律期待他们比 非交通从业人员更能维护交通安全，都属合情合理。若交通事故是由交通从业人 员之业务过失引发，对其业务过失的处罚重于普通过失是正义的。我国《刑法》 规定了交通肇事罪及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等一共5个危害交通安全的过失犯罪。

当中3个属业务过失，两个属普通过失。但其法定刑大致一样，未体现业务过失 与普通过失轻重不同之责任，亦未反映出其与别的普通过失犯罪之责任区别。以 最常见的交通肇事罪来看，交通从业人员从事之业务危险性较大，其专业技术及 业务素养理当比普通人高。法律及公众均有正当理由要求其在交通运输活动中保 持高于普通人的谨慎，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更强的注意能力，以防范危害社会 安全结果的发生。故犯交通肇事罪者应比犯普通过失犯罪者受到刑法更重的处罚。我国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法定刑反而比过失致人死亡罪低。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更导致了难以让人接受的处罚结果。因为，在特大交通运 输事故中，即使数十人伤亡，损失财产上百万，若被告人未因逃逸致人死亡，其 最多也只会被判刑7年，显然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比间接故意犯罪，危险驾 驶致人伤亡，在主观故意上往往差别甚微甚至一样，若按交通肇事罪处理，会导 致重罪轻罚，难以服众。

交通犯罪的法定刑，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对交通犯罪的价值取向。从反面来 看，则反映了一个国家对人的生命、健康和幸福的重视程度，也证明了一个国家 愿意用多大的心思和多合理的刑罚来威慑那些不负责任的交通从业人员，防范因 为他们的失职引发交通事故的风险，尽量避免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如前所述， 1997年刑法颁布后，我国交通安全形势连续多年恶化，正是我国交通犯罪法定刑 过轻，无法有效预防交通从业人员犯罪的最好例证。这也从侧面证明，单纯从立 法技术来看，我国刑法离真正实践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的交通安全理念依然有不 小的距离。

(三)在司法实践中，对交通犯罪的刑事处罚轻刑化，过分突出经济处罚 刑法是通过矫正来维护正义。交通犯罪与其他犯罪受到的惩罚轻重，都应 依法而定。但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交通犯罪特别是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人往往处 罚较轻，注重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罪犯若能及时、足额赔偿往往可获得缓刑。

上述处理交通肇事犯罪的规则，还被最高人民法院明文规定作为下级法院的办案 指南。2000年11月15日该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交通肇事造成财产直接损失，被告人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 任，其无能力赔偿的数额达30万元以上的，构成此罪的基本犯。该解释将交通肇 事罪的经济损失等同为被告人无能力赔偿的损失，直接指引司法机关办案，也引 起了理论界和舆论界以钱减罪和破财消灾的广泛质疑。江苏新沂检察院办理的 221件交通肇事案，判处缓刑率竟达91.4%;2008年重庆开县法院共办理6件应判实 刑的交通肇事案，因被告人赔偿受害人全部被判缓刑，缓刑率达到惊人的100%。

刑法乃公法，规范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以扬善惩恶、维护社会秩序为 宗旨。笔者认为，交通犯罪罪犯损害公共安全，要对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其也侵 犯公民的民事权利，要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交通犯罪中的刑事责任及民 事责任是两个相对独立且并行不悖的责任。积极赔偿的态度或行动当然可以作为 衡量刑事责任轻重的理据之一，但这不等于我们可以民事赔偿代替刑事处罚。如 果这样做，会淡化刑法的公法性质，削弱刑法的权威，国家无法震慑犯罪人实现刑法特殊预防以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同时，这样做也无法面对以钱买刑的 质疑，更会给全体国民树立一种错误而有害的价值观：中国交通安全形势的刑法 原因在交通肇事案中，无价的生命和健康，可以用有限的金钱买到。这种价值观 在现阶段的最极端表现是：交通事故中，犯罪者撞伤被害人不如将他撞死，因为 撞伤比撞死的民事赔偿要重。漠视生命和他人健康的恶性交通观念和消极风气由 此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