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精神]民法典

民法典的精神

民法典的精神就是自由。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编纂民法典”，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提 及一个部门法，不可谓不重视。我国目前是有民法而无民法典，为什么要把物权 法、合同法、侵权法整合为一部民法典呢这不仅仅是法条的汇编，而是民法典精 神气质的贯通。

民法作为法治形式主义的范本，标榜价值中立和形式公正，但其实民 法所谓的价值无涉和客观中立只是一个虚幻的神话。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是西方 世界革命的产物，革命既包括政治革命也包括思想革命。思想革命产生了新的法 律思维方法，它对于司法组织和司法行政，对于实体法和程序法都产生了重大影 响。民法之所以成为民法，其历经自然法理论的陶冶和法国革命精神的洗礼，民 法作为启蒙运动的时代产物，其必然反映了启蒙运动时代的革命思想，即一整套 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理论模型以个人为起点，即理性的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 佳判断者和守护者，他以效益最大化原则，通过自由的交易满足自己的需要，同 时实现经济繁荣的社会目的。因此，近代民法典的出现意味着一套以个人为价值 基础，以理性为方法论的自由主义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革命的双重胜利。民法不但 不可能是完全排除了任何价值的纯粹技术性规范，而且其规则设计和运行效果无 不体现了这种自由主义的强势存在。

第一，自然权利观为私权利的不可侵性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自然法作 为一种有固定价值倾向的意识形态，天然地将生命、自由、财产作为民法的价值 预设，不动声色而又理所当然地将其作为民法所应当追求的终极价值。例如，诺 齐克认为，正义要求有一个普遍的经济体系，财产权和契约法并不是社会性的和 法规性的传统，而是普遍人权的直接适用。可以说，只要承认民法典，就不言而 喻的承认了私权利的优先性和不可侵犯性。

第二，现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越来越纠缠不清。法律有时需要 借助道德克服其局限性，诸如英美法所谓的公共政策、大陆法的诚实信用、公序 良俗等价值因素不可避免的介入民法体系，其中诚信原则甚至成为“帝王条款”。

民法规范体系的封闭性被打破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价值标准源源不断地涌 入“客观”、“科学”的民法世界，所谓“价值无涉”、“价值中立”必然难以保全。法律不是中立的技术过程，内在的价值体系是法律适用的指针。

第三，民法的形式理性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可预测的环境， 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可计算性，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法力图 将裁判的过程降格为纯粹的技术性操作，从而排除属于价值领域的实质正义的干 扰，仅依赖程序正义即可。然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概念和一般条款，必须由法 官进行价值补充，填补其空白。法官的填补过程不可避免受到其价值偏好和意识 形态的影响，面对法律空白的法官不可能真正价值中立，他必然以自己所认同的 正义借法律之名作出判断，例如，一个保守主义的法官和一个激进主义的法官， 对于同一案件的判决可能大相径庭。激进的现实主义法学甚至认为，法律规则是 一种虚构，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只有法律适用者的具体判决。法律是一套活的制度 而不是一种规则体系。卢埃林曾道：“在我看来，那些官员在解决纠纷时的活动 就是法律本身。” 由此可见，民法典的创制以及其适用过程不是机械的组织和运动，不 可能回避价值理念的问题。私法自治的知识论和价值论基础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自 由主义意识形态。民法典的精神就是自由。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政府负 面清单，落实“法无禁止即为自由”，这与民法典的编纂是不谋而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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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圆 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