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秩序要以什么为中心【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

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 -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

对此，史界则缺乏应有的关注。所以，笔者选取曾经作为明代动乱中心之一的府 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展开探讨，以期从另一个角度去考量清前期治边政策的得与失。

一、晚明的府江:从地理概念到政治军事概念 “府江”是明代广西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在明人看来，“粤 西三大江，府江居其一”府江主要是指桂林至梧州一段，全长七百余里，亦被称 为桂江、漓江。正如蒋冕在《府江三城记》中所定义的：“漓水自兴安海洋山分 流而经桂及昭，会癸水、荔水及他诸水，趋梧州，曰府江。”②府江当时是明代 广西政府到广东贩盐、贸易的重要通道，直接影响着广西的盐税收入，进而又影 响着广西的军饷。

如果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不足以使“府江”一词充斥明代广西的文献。

更重要的是，在明朝官员和士大夫的眼中，“府江”已转变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 概念。明中叶以后，广西各地瑶、壮等族的起事此起彼伏。明弘治八年（1495) 四月，总镇两广右都御史闵珪第一次奏报了有关府江的边患，称：“(广西）府江 东西两岸等处，山巢壮贼久为边患，猖獗滋甚。欲调兵征剿，其该剿地方周遭数 百里，道路错出，必布置周匝庶克济事。”嗣后，与府江有关的边患日益严重，“其 间负固阻塞劫掠占据，使一州五县之内，行旅官民，田粮府库，受害有不可胜言 者"可见，在各种记载府江边患的文献中，明朝的官员与士大夫们逐渐根据边患 所涉及范围重新定义府江。诸如“府江上接漓水，下达苍梧为广右咽喉，绵区五 百余里，两岸诸猫猹依凭险阻时时出没。东岸连富川、贺县，而北抵恭城，西岸 连修仁、荔浦，而南抵永安……”“府江，上起阳朔，下达昭平，亘三百余里，诸 瑶夹江居，怙险剽窃”根据明人的各种记载，府江流域大致涉及桂林府的阳朔县 以及整个平乐府。明万历以前的平乐府领永安1个州，平乐、恭城、富川、贺县、荔浦、修仁等6个县。万历大征以后始设昭平县。晚明的平乐府一共下辖7个县。

随着府江流域成为明代广西的一个动乱中心，明人眼中的“府江”也逐渐演变为一 个政治军事概念，以区别于古田，大藤峡，八寨等地的边患。

为了保证广西的军饷供应，从明正德二年（1507)开始，明王朝相继 进行了七次大规模的军事征剿行动。其中较大的为明正德二年（1507)及明万历 元年（573)出动土、汉官兵多达六万人。明万历后府江流域的动乱才有所平息。

那么，如何实施善后举措，成为了明王朝在万历大征之后巩固战果，以及彻底根 除地方动乱的关键。早在明成化年间，曾参与镇压大藤峡瑶壮动乱的官员丘濬就 提出过长期驾驭瑶壮的方略:一方面“召酋豪，立土官”另一方面“慕华风，习礼教”1 丘濬这套以文化为主、政治为辅的治乱策略是明朝官员对长期的治乱经验与教训 的总结。在过去，明朝官员在治乱中一直主张“改土归流”的策略，即首先要求在 政治上一体化，实现流官治理，然后才通过文化机制来达到“教化弥乱”的目的。

然而流官既不能威慑瑶壮，也不能公平地对待他们，根本无法担负起“教化弥乱” 的重任。为此，丘濬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改流为土，以夷制夷”。在让瑶壮部分 自治的前提下，企图通过长期的文化政策，将瑶壮纳入王朝体制之内，使瑶壮与 编户齐民在文化上成为一体。

明隆庆年间，都御史郭应聘在平定古田壮乱之后就采取了丘濬的策 略:首先设立土巡检司，“世守其地”;其次“拓城兴学，辟荆通道，僮人至遣子就学， 而永宁之民始获安枕”。然而万历大征之后，郭应聘在府江并没有坚持这套“文化 为主，政治为辅”的善后之策。除了“改设土司”外，郭氏广设营堡，企图借助于 军事堡寨，将瑶壮分割包围，达到消除动乱、稳定社会的目的。正所谓“府江三 百里，两岸荒山大江，绝无人烟，所赖星罗棋布，惟是哨堡之兵，不独防瑶，而 且防盗，不独司取，而且司邮。前贤虑之深、处之当矣。其如边邮宴安”。可见， 郭氏在府江的善后除了“以夷制夷”之外，主要倚靠军事高压的策略来控制地方社 会。明万历年间，恭城贡生俸希贤曾奏准在瑶人聚居的势江源兴办社学，“以化 瑶民”。这是明代府江地区唯一给瑶人读书的社学，因为当时的军事高压政策并 不鼓励类似的文教治边政策。尽管是军事高压，万历大征之后的府江社会并不太 平，各州县的民变不断。另外，明万历中叶以后，昭平县境内还发生了一场持续 了数十年、波及全县的田产纠纷案。这一田产纠纷案主要是在编户齐民与壮人之 间展开。终明之世，类似于昭平的田产纠纷几乎充斥着整个府江流域。这些民变 与纠纷尽管不能完全归因于文教治边的缺失，但至少是部分原因。

二、清前期的府江:从文教治边思想到文教普及政策17世纪中叶，当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入主府江流域时，一些州县再次发 生了瑶壮动乱。当时摆在清王朝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明朝的军事高压 政策，要么改变治边策略。

1.文教治边思想的形成 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康熙皇帝深知有必要调整治边的方略，在上谕 中申令广西各级官员“推示诚信，化导安辑，，’切勿“不善加扶绥，，’“因之起衅”。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府江一些有见地的官员敏锐地意识到前明那套军事隔离政策 导致瑶壮“不得列于齐民之中，又何怪乎教化之难施而俗尚之难变，，’“惟在上 者之爱瑶壮无异于爱吾民，则彼相安於耕，鑿撃坏于康衢，将自忘其为瑶为壮， 而渐臻於礼义之域”这种思想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即是大规模裁改前明的堡寨制 度。清初府江各州县的裁改之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对“因明末兵乱民散”的堡寨， “田地抛荒，后编入里排供差，立有保甲”②第二种是对留存下来的堡寨，推行“化 兵为民”时任平乐知县的黄大成描述了这一改革的细节：
康熙三十一年间（1692)奉文改兵为民，但供差役，不事操守，革去 头目小甲名色，设乡约连总，以绕攝之，是耕之田尚仍旧额，而守之兵已非昔制 ……乃以耕兵悉隸于邑….. 至此，军事高压统治在府江流域结束。同时，时任广西巡抚萧永藻在 恭城县首倡：“教化为治术之本，明伦为教化之先，伦纪不明，民不可得而治也， 师儒不重，伦不可得而修也。”在此基础上，恭城知县田慕芳明确地提出了文教 治边的思想，其云：
作边邑有司以何政为先，曰催科也，抚字也，如防奸缉案牍词讼诸庶 政皆先务也。余应之曰：否。方今圣天子右文，治具毕张，海内之地风移俗易， 而顾令粵西边民摇杂处不沾圣教，即有豪杰秀起之士生于其间，亦将颓然自靡， 无以自立于此，而欲风移俗易，庶政毕张，其可得乎 当时府江地方官员们还有很多类似的言论。这些都是他们在治边思想 上的重大转变，为嗣后展开的文教普及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文教普及政策的探索与实施 到底该如何具体践行文教治边的思想，府江各州县进行了不同的探索。

一般来说，清王朝推广文教的主要方式是增广地方官学中的录取名额。府江流域的荔浦县即采取了这种方式。鉴于当时较为尖锐的民族矛盾，该县于清康熙二年 （1663)在七名生员名额之外，专门增设一名瑶童名额，用于招收瑶族子弟入学。

但是，至清康熙十年（1671)这个名额就被取消了。清雍正初年府江各州县也没 有成为清王朝增加各学取进文童额数的对象。可见，在学额上作文章显然不是府 江这一文教基础落后地区落实文教治边思想的有效方法。在荔浦的西邻永安州则 进行着另一种方法的尝试。早在清康熙二十年（1681)知州丁亮工在永安州设立 府江流域的第一所义学。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崔维雅在《永安州义学碑记》中详细 地阐述了兴办义学的缘由：
士之得就学而肄业者，必再试于郡县，一试于督学，使者咸中选。然 后束带趋跄而入桥门。大邑不过十数人，其余选而就家塾，或负复从师，或由是 而废业焉。为民上者，久已念之，义学之设，有自来矣。

兴办义学主要是“助学校之不及也”尽可能地吸收读书人和培养人才。

他这种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对文教的普及。在永安州的启示下，这位崔布政 使饬令在“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其文教治边的目的也很明确：“不但士子恒为士， 可使佣贩之子亦事诗书，瑶蛮桀骜之徒驯归礼仪”。事实上，教化瑶壮以及工商 业者成为了府江各州县在乡村普及文教的主要目标。崔氏还为各地兴办义学提出 了具体的方略和要求：
择宽闲公所，选取儒学中老成有学，行谊端方之士，立为社师。官给 馆谷，以资膳养，约岁费二十余金，正佐捐俸共举，不得派民。其穷荒残邑力有 不足者，同各司道府等官，各随力量捐，以助不给。远近寒素子弟愿受业者，咸 使教授。或课诵经书，或肄习制义，预须曰计功程，勤加讲解。有司时时亲赴查 察考验。如社师怠忽失教，却去另选。州县官视生徒应如亲子弟，教之惟恐不至， 生徒视社师应如严父兄，率之惟恐不谨。从此日渐月摩，鼓舞劝激。。

此后，广西又饬行各州县“广立社学，使天下无不教之民，四民无不 学之夫”。平乐知府担心“社学之师岁有廪饩之给，使出于学租，则夺贫士膏火之 资，未免得半而失半”将饬令“檄行府属州县妥议详报”。没想到各州县却积极响 应，“各愿捐俸急公”。据各种方志的记载，府江各州县都先后兴办了义学和社学， 共计25所，其中有15所位于州县城，另外10所分别设在乡、村或埠上。这不仅凸 显了义学与社学在文教普及上的意义，更说明了文教普及已成为各州县践行文教 治边思想的有效方法。表1罗列了顺、康、雍、乾四朝府江各州县义学、社学的 发展情况。三、文教普及与边疆秩序的重建 如前所述，清王朝通过裁改军事堡寨制度，对明王朝在府江的统治秩 序进行了改造，最后促成了文教治边思想。以这一思想为基础的文教普及政策对 于清王朝在府江流域重新建立统治秩序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普及文教是清 王在府江各州县重建统治秩序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恭城《审照碑记》的描述， 清王朝在控制恭城势江瑶人区之后，重建统治秩序的举措分别有：“令立头目四 人，分为八甲，轮流守望，以备不虞;立乡练二人，以办公事;更立社学，以教秀 良。”至于普及文教的政策具体发挥的功效，还得从府江地方社会对这一政策的 认同程度来考察。

首先，各州县地方官设立的在城义学或社学，其施教对象“多即为瑶 为壮者”对他们“以诗书导之，以礼乐教以退让之风，消其旷悍之气”这些学校确 实对少数民族子弟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有不少人成为入泮者。对于文教比较发 达的恭城县来说，“诸猫……多有读书明理援例报捐者……诸獞咸弃卉服而袭冠 裳挟诗书而讲礼义遊庠食汽，不乏其人”作为明万历新设的昭平县，清乾隆时期 的林作楫在回顾清初以来的文教成就时曾描述：“国朝以来文教覃敷，猹人亦有 遣子就学，补弟子员者”。随着新入泮者的增多，各州县整体上的人文水平获得 了提升。恭城县“虽十室之邑……士之业诗书取科第者累累有人”。又如文教水平 比较落后的永安州和修仁县，为奖励其人文水平提高，清雍正十三年（1735)世 宗恩准照奉天府学满字号之例三年一贡。②随着瑶壮民众对儒家主流文化的日益 接受，他们在思想与行为规范上逐步地认同于清王朝的统治。清初府江最为动乱 的荔浦县，“鲜知伦常礼法”壮人在清前期的文教普及过程中已“是在渐而化之”。

临县修仁“民壮杂居”亦“敦诗礼，向王化”。又如昭平汉民与壮人之间旷日持久的 田产之争，其关键问题在于壮人既没有户籍，也没有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从康熙 五十五年（1716)开始，昭平“奉部行文各壮人有粮立户，读书应试，使知王化， 免为不轨”。嗣后壮人“服教日深，旧俗日革，民乐耕耘，士勤诵读，学校中已不 乏人，百余年来民壮久已相安无事，，’田产争端也逐步得以平息。

府江地方社会对文教普及政策认同的另一个体现是当地的精英积极 而直接地参与清王朝普及文教的过程。地方精英往往以士绅的名义汇聚成一个社 会集团支持州县城内的义学或社学建设。比如荔浦义学的修建，“倡捐者明经潘 鸣高、龙图光，生员徐昌芝、覃绍宗也。襄其事者……时城内外诸弟子也”。地 方精英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表现在各乡、村或埠学校的兴办上，因为所有的城外学校都是由官府与不同的地方精英共同兴办的，有的是由官府与科举大族在 其家乡共同兴办。在府江地区，一些家族从明代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并且取得 过较多的功名，在地方上逐渐成为显赫的科举大族。这些大族自然也就很热心家 乡的文教事业。比如恭城周氏家族从明初开始参加科举考试，明永乐十八年 （1420)中过一个乡试解元，由此便成为当地显赫的科举家族。清初周氏家族继 续参与拔贡，周一泓有幸被选为康熙十^一年(1672)的恭城拔监。不久，该家族 与知县共同兴办了黄土田社学。。第二种类型的城外学校是由官府与土官在瑶壮 的聚居地共同兴办的。为了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便于普及文教，康、雍年间， 清王朝仍继续了府江流域的土目和土舍制度。在这些土目或土舍的推动下，各州 县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兴办了一批义学、社学，其中最出名的社学即是恭城势江 社学。这所明代就已经设立的社学，至清康熙年间，由地方官与当地俸、卢、唐、 陶、陈五姓土目共同重新开办。1这次新办的社学以势江广福庙为校舍，所以社 学的经费除了官府拨款外还有原广福庙的庙田，其经费来源比较稳定。这个社学 一直持续办到清末。最后一种类型的社学是由官姓共同承办。另有《重建社学碑 记》可以相互印证，现存于势江社学遗址内。根据笔者在势江的田野调查中对陶 水生老人的访谈笔记整理。

府与客商在地方商业中心共同兴办。明末清初，随着广东、湖南商人 的西来，府江流域兴起了诸如平乐的沙子埠、昭平的黄姚街等一批地方商业中心。

来此贸易的客商也设法与官府合作，共同兴办学校，因为商人也是崔氏教化普及 的一个重要对象。据笔者调查，平乐的沙子埠社学就是由知县吴元轼与当地商人 一起兴办的。可以说，提高在地方社会上的声望和地位成为地方精英们协助官府 兴办学校的主要目的，以至于一些地方精英还独自兴办了一些具有普及意义的私 塾、蒙学馆等民间学校。以昭平黄姚街望族林氏家族为例，其祖先靠经商起家， 大致从康熙朝开始，林廷干不再经商，而是参加童生考试，获取了廪生身份，以 后便在乡里兴办教育。乾隆《昭平县志》专门对林廷干的兴学事迹进行了记载：
林廷干，廪生，宁化里人。博学，能文章，尤工音韵，为诸生试，辄 冠军。生平好诱掖后进，时宁文招三里人鲜知学，干振臂疾呼而士之，出其门者 皆彬彬有文雅风，旧俗为之一变。穿岩，讲学处也。

至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其儿子林作楫更是成为了在地方社会上 颇有名望的乡绅。乾隆《昭平县志》就是林作楫协助当时的知县陆焞纂修而成的。

在重建府江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清王朝将文教普及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成 效显著。一方面是瑶壮等少数民族普遍地从思想与行为上认同于文教普及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缓解了府江流域旧有的民族矛盾。正是由于民族之间冲突的减少和 社会的稳定，清人眼中的“府江”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作为政治军事概 念的“府江”从康熙后期开始不再为清代官员所使用，其次是作为地理概念的“府 江”从乾隆年间开始也逐渐消失了。另一方面不同的地方精英群体都将自身的利 益认同于清王朝的文教普及政策之中，藉此来提高自身在地方社会的声望与地位， 进而更加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上述这些文教普及政策所发挥的社会功效正 如当时一些官员所洞悉的：
“人才于此出，风俗于此成，变乱于此弭，是一举而诸善备焉。” 四、文教普及的中辍与边疆秩序的动荡 然而府江各州县兴办的义学或社学却好景不长，从乾隆中叶开始就相 继停办。由于各义学、社学的停废缺乏完整和准确的记载，所以我们只能从以下 三类记载中窥见其一般趋势。

一是嘉庆〈〈广西通志》载有4所学校停废;二是据各州县方志记载， 停废的学校大约有8所;三是建于雍正年间的贺县城东、信都2所社学，在民国《贺 县志》上未曾记载，笔者推断这2所社学也早已停办。将以上三种记载合计起来， 共废弃社学、义学14所。但是，这个数字还是偏低了。各种方志对另外9所学校 的记载，大多只有开办情况，并没有其后的运作情况。唯有恭城势江社学和永安 在城义学明确记载是维持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因此，可以肯定乾隆中叶以后实 际停办的学校要多于14所。即使以14所为考察基点，停办的学校也已经超过了学 校总数的50%以上。再看看停办学校的分布，最具文教普及意义的城外学校已有 4所停办，接近这种学校总数的50%。以上的两个50%足以表明乾隆以后府江各 州县已逐步放弃了文教普及的政策。另一个放弃文教普及政策的表现就是乾隆中 叶以后各州县也不再增办义学。以往学界认为乾隆中叶后广西普遍停办义学、社 学是由于书院的兴起，并逐步将其取代的结果。但是，府江流域的书院，无论是 规模，还是分布都无法像义学和社学那样承担起文教普及的重任。那么，风风火 火的文教普及政策为何会在府江各州县中綴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在宏观 上受到清王朝对广西的诸项文教政策的影响;二是大多数义学和社学因膏火不济， 最终只能停办。

随着府江各州县对文教普及政策的放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刚刚有所 提升的文教水平出现大幅度下滑。正因为如此，大量外籍考生混入府江流域假以 土著身份参加各类考试。据记载，平乐知县在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次考试中查出冒籍混考者竟多达四十余人。难怪当时有官员疾呼：“不急为严禁，则土著 进取为难，边地文风日坏。”可见，这种由外籍考生冲击本地考生的“冒籍”问题 逐步演变为府江流域的一大社会问题，它直接影响到当地社会的稳定。

从空间分布上看，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大批义学、社学的停办，府江各 州县出现了许多没有学校的空白区域，本文暂且称之为“文教空白区”。这种空白 区域的大面积出现从更为深远的层次上影响了府江流域的社会秩序。嘉道以后， 在“文教空白区”最多的贺县与富川两县，天地会起义不断，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 清王朝在府江的统治秩序。尽管不能将这些起义爆发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清王朝文 教的缺失，但是它至少成为了这些起义得以发动的条件，因为在“文教空白区” 清王朝的文教普及政策已不再是地方精英获取资源的方式，使得他们堂而皇之地 以一种“非法”的方式提高声望，凝聚人心，达到他们获取资源的目的。正如广西 巡抚赵慎畛所描述的，天地会的发动者以“或拜弟兄，或拜添弟（天地)……或有 会簿腰凭，称为大哥、师傅，传授口号”等方式，“勾引本地愚民”达到“结伙抢劫” 的目的。正是考虑到这种“非法”动员方式的危害性，道光十一年（1831)清王朝 严令“各村广设义学，延师训迪”企图再次凭借普及文教政策稳固民心，使“小民 不至流于匪僻”道光十二年（1832)贺县瑶人盘均华聚众起义，但很快就被清王朝 镇压下去了。亲历平息起义的平乐府知府唐鉴负责善后事宜处理。针对“文教空 白区”问题，他提出两条对策:一是禁止巫师愚惑善良，巫师以及荒诞不经之说是 欺骗瑶民肇乱的主要媒介，因此严令禁止;二是振拔秀良，兴办瑶学，挑选瑶民 中的俊秀子弟施以教化，并规定“其实属善良，种山几年，即准其入籍考试”同时 “奏请添设瑶学”清王朝很快就采纳了他的建议，谕令地方官首先普及文教，再酌 设学额。正如上谕所云：
至瑶人性多愚拙，易于煽惑，着就各冲设立义塾，于附近绅衿中择延 品端学正之士，以四子等书训课瑶童。各该县随时亲临查察，其颖秀可教者，优 为奖励……数年之后，果能读书向义，酌量奏明，设立瑶童学额。

然而，府江流域的地方官员中只有极少数认真执行清王朝这次普及文 教的政策，大多数人都将其视为一纸空文。所以，清王朝在府江流域推行的第二 次普及文教政策很快就流产了。不久，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相继爆发，府江 流域与广西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动荡的多事之秋，清朝的历史从此也进入了末期。

综上所述，清王朝曾经对中国边疆的开发和稳定做出过巨大贡献，其 经略边疆的各种得与失都值得今人去总结和反思。清前期对广西府江流域的文教 治理具有普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清王朝实现了明朝官员邱濬的治边理想，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文教治边的新道路一普及文教。府江各州县文教普及的成 功经验与中綴教训都为我们重新思考清前期广西流官地区的长久稳定以及后来 的社会动荡提供了视角。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世纪为国人提倡的普及文教 其实早在18-19世纪清王朝就在广西践行过。可惜的是，这次文教普及受到了当 时文教体制、财政实力以及官僚队伍等诸多条件制约，最后只能无疾而终。这对 于我们深入认识当今边疆地区加快实现教育普及、提升教育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