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受挫和国际共运低潮,固然会在共产主义队伍中产生悲观情绪,但也促使共产党人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探索。实践上的受挫,可能会激发理论研究的繁荣,从而对走出低潮带来新的推动力。”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可能太乐观了,至今尚未形成左右局势的大气候。但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挫败,确实使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出现了一些突破和一定程度上的繁荣。
对于社会主义的几种看法
各方面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从其各自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对社会主义挫败的过程、原因和前景进行了分析研究。纵观这些分析研究,可以理出以下几种看法:
“回归人类历史主航道说”:社会主义“偏离”了人类历史主航道,现在要“回归人类社会主航道”。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持此种看法,这可能反映了俄罗斯统治集团的普遍看法。
“同国际社会接轨说”:社会主义实行得“太早了”,“太左了”,“太封闭了”,要往后退,要改革,要开放,要和国际社会接轨。这是中国主流改革论者的看法和结论。(http://www.yaan.cn)
“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得逞论”:本来,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公有比私有好,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苏联东欧失败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较量中“资产阶级和平演变”得逞了。支持这种观点者列举了许多论据: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剧变前苏联已经产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本主义经济;民意调查赞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是国家机关人员而不是工农劳动群众;西方七十年代起宣传私有比公有好、市场比计划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八十年代星球大战军备竞赛、拖垮苏联,九十年代休克疗法、一棍子打死……所有这些充分表明,这是西方预谋的和平演变的结果。持此种观点者十分庞杂,主要是传统左派,还有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以及一些资产阶级学者。
“社会主义不可能实现论”:持此种观点者很杂也很多: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本来就是“空想”;或者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或者像无政府主义那样认为无法防止“工人代表”(政府官员)不背叛工人,无法防止政府官员从“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或者认为以恶的暴力手段,达到善的目的,恶行对人类造成的损害,远比善举所能得到的补赏大得多,得不赏失。结果,或者向右,倒向以“性本恶”为出发点的西方资本主义法治论;或者向左,倒向反对一切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现在,法治论在社会主义中国时兴,无政府主义在西方工人运动中流行,就是这种客观逻辑的必然反映。
“社会主义体制有重大缺陷论”:社会主义体制一缺民主,二缺人权保障。正是这种体制上的重大缺陷,造成了严重威胁其自身生存的种种顽疾和弊端。诸如,领导人的“领袖欲”和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浮夸风,形式主义,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这些恶劣学风至今时隐时现,成为社会主义顽疾。(http://www.yaan.cn)
实践上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
与这种理论上的探索同时进行的,还有实践上社会主义新模式的探索,那就是中国的改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不过是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改革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实践探索。当然,中国的这种探索并不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前,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从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之所以能首先冲破苏联模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同苏联十年论战,虽然中国的观点未必正确,但客观上却冲击和削弱了对苏联及其模式的迷信,有助于最终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第二,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无法继续正常运转下去了,而十年间多次大转弯、大反复严重动摇了人们对现行社会模式和主导理念的信仰,从而为进行新的探索、最终冲破传统模式提供了动力和可能。
中国实践上进行这种探索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和描述。可以说,目标似已选定,坚冰已经打破,改革航船正破浪前进,虽然到达彼岸还有很长很难很险的路要走。
对于这种实践探索已经取得的成就,我不想多说,我想说的是这一过程的性质和特点。
第一,不管中国的政府和政党如何界定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客观上都负有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的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十六大报告这一说法就含有双重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探索新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http://www.yaan.cn)
第二,这一过程具有下述特点:
长期性,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可能要数十年、上百年;
斗争性,改革不是政府采取一项或几项措施就可完成结束的,而是各种势力矛盾斗争的运动过程;
探索性,“摸着石头过河”,初期是如此,中、后期从宏观上看,亦是如此,具体措施看似有明确目标,从大过程看,又是探索性的,仍是“摸着石头过河”,仍有可能试试失败了,改换别的;
不确定性,这一过程的结局如何,将会演化出怎样的社会模式,现在很难说,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内的,国际的。
从这一过程的特点看,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不难理解,有某种必然性。他们把改革看得太简单了,既未认识和适应这一新过程,又是其牺牲品,今后还会有。只有认识这一过程的特性,善于应对,视野空前宽阔,理论上具有空前的丰富想象力,才能超越传统社会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局限,才能走出中国诸领域政策长期反复造成的一些恶性循环的怪圈,开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业。(http://www.yaan.cn)
限制公开讨论的利与弊
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后,邓小平是采取了“稳住阵脚”、防止发生连锁反应的举措。其措施之一,就是限制对苏联和东欧事态的详细报道和公开讨论,封锁消息,堵住嘴巴,以防公众了解真相,失去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任,发生类似事件。这种举措对于阻断苏联东欧事态的冲击波,保住中国这块社会主义阵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也妨碍了我们充分认识和吸取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本来,对于苏联东欧事变,应当进行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探索,以弄清其过程、性质、内外原因和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没有这么做,没有进行公开的充分讨论、研究和探索,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没有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至现在仍然认识不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体制上的重大缺陷,造成了严重威胁其自身生存的种种顽疾和弊端。诸如,“个人崇拜”,浮夸风,形式主义,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这些恶劣学风至今时隐时现,成为社会主义顽疾。
我们已经冲破传统社会主义,但还没有完全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身子已经跳出那个大房子的门槛,但头脑还迟迟不愿完全离开。不补课,难以从头脑里驱逐那些恶劣学风,治瘉社会主义颃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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