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对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启示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对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
知行合一；
良知；
道德认知；
道德实践 中图分类号：B2482；
G4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 01-0011-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1.003 一、绪论 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面向二十一世纪研讨会”，特别指出， 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挑战会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首要挑战。为迎接这个挑战， 世界各国纷纷研拟对策，从改革教育寻找出路。在美国，超过三十个州正大力推 动品格教育（charactereducation），品格教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公民教育、人 格成长三大领域。英国从2002年开始，把公民教育（citizenshipeducation）放到 中学实施，目的是要促进学生心灵、道德以及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先进国家无不 强烈意识到“教育是无法逃避的道德事业”“品格教育是良好教育的最基本要素”。

因此，必须在教育中重新注入品格的陶冶与道德的启发，更重要的是为全世界失 落的青少年建立坚实的人格基础，突围日益艰辛的人生困局。

在这个道德频受污染的世界中，要维持学生的伦理观，道德的力量是 他们所最需要的。所幸，道德议题并未遭到全然的忽视。我们处在混乱的时代， 若想成功地帮助子女不但在思考上遵守道德，而且在行动时践履道德，为人父母 者需要的远比这些还多得多；
再者，除非孩子知道如何正确行事，否则他们的道 德发展便是有瑕疵的。我们都明白，品格真正的基准在于行动，而非仅及于思想 [1]19-20。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柯尔斯（RobertColes）专门研究儿童及青少年道德发展指出，青少年很多的行为问题，导因于他们内在缺乏道德感的指引， 产生虚无的焦慮。他们需要可以相信的价值观，藉着这些价值观克制行动、怨恨、 绝望。今天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让学生变得虚无，因为价值观变得怎么样都可以， 他们失去是非、善恶、对错的中心标准。因此，学生在面临价值观认同与思辨时， 容易变得虚无。以初中和高中的青少年学生为例，他们接受教育的重点应该放在 生命观和价值观的理清和重建，但是中国的中学教育却只有成绩和升学率，其他 的学习内涵被漠视了。

我们各级学校的道德教育，一向偏重他律训练及德目训诲说教；
而较 忽视自律行为陶冶与道德判断力之启发。如此的道德教育方式，使得我们的学生 在面对社会急遽变迁、价值混淆的时刻，是无法调适与应变的。只有切实自律的 道德教育，才有完整的道德人格。实施道德教育主要目标也在贯彻知行一致的自 律道德[2]1-2。今天我们审视道德教育，必须强调课程的多元整合，从体验着手， 落实在生活上，并培养道德实践能力。道德教育要超越认知的领域，不是只告诉 学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是要培养学生批判思考和决策的能力，让学生对对 错做出评断，并参与道德的实践。

中国传统哲学具有两个很鲜明的特色，一个是注重辩证思维的优良传 统，另一个是注重实践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认识世界和认识人 自己的目的，都在于指导人生实践。因此，对于认识和实践，或知与行的关系， 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重要哲学问题[3]110。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提出是针对明朝中期社会风气败坏，特别是腐败 官员口是心非，言行二分，满口天理，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人欲当作天理；
满口大 公，实际上是把个人的一己之私当成了公，要其他的“私”都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 的私欲[4]129。因此，提出“知行合一”的本意，在于纠正士人知识分子风气中最 坏的一面：虚伪欺诈。而提出“知行合一”的宗旨是针对道德实践中先知后行、知 而不行的弊病而发的，其用意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

关于道德教育的重要问题，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是否能相互配合？苏 格拉底（Socrates）基本上主张“知德合一说”，他认为有道德上的认知，必然就 有道德的实践。凡是能分辨善恶的智者，必定能行善而避恶[5]146-147。要把生 活的善与世界的善，把知与行统一起来，树立理性的奠基。真正的道德是理性的， 真正的知识也是理性的，而理性是普遍的，统一的，因此，美德与知识就是合一 的[6]42。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 是未知；
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与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说颇多类似之处。德国哲学家康德（I.Kant）主张自律 性的道德，亦即在认知道德原理后，自己担任自己的道德立法者、实践者和裁判 者。如此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在我们身上才能没有冲突、没有矛盾[7]104-105。

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理论内涵 为了安定国家社会秩序，挽救明朝的危机，王阳明抓住了“人心”对于 贯彻于“天理”的重要性。而出于对实践道德论证的需要而去探讨本体问题，他之 所以迫切要求把主观与客观合一，旨在说明：仁义礼智不只是客观的道德规范和 统治阶级对人们的制约，更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人心固有的天然本性 [8]221。

王阳明所谓“知”，指价值判断而言，即“知善知恶”之“良知”；
而所谓 “行”，指意念由发动至展开而成为行为之整个历程言。所谓“合一”，乃就发动处 讲，取“根源义”；
不是就效验处讲，因之不是取“完成意义”。[9]433王阳明提出“知 行合一”的宗旨是针对道德实践中先知后行、知而不行的弊病而发的，其用意是 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王阳明试图用知行本体的合一担保和促使人们切实践履， 实现知行工夫的合一。

（一）知行合一说的理论进展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次年，始倡“知行合一”说。他认为朱子哲学的根本 问题在于“心”与“理”的分离，并导致“知”与“行”的分离。因此他讲“知行合一”， 正是对症下药，是针对程朱学派的流弊而提出来的切实可行的救治方法。

正德十四年（1519）王阳明平定了朱宸濠震惊朝野的叛乱，虽建立奇 功，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招惹了武宗、宦官和朝中权臣的怨谤，遭遇到前所 未有的种种磨难。这种逆境使他充分认识到当时的政治危机的根源在于统治者的 道德沦丧和昏君的倒行逆施。王阳明历经“百死千难”而于正德十六年（1521）正 式提出“致良知”。从方法论上完成了“知行合一”的重行求实理论，突出了心理价 值；
继而提出“良知”，从本体论上完成“知行合一”的重主体轻权威的理论，突出 了自然人性的价值。[10]24 王阳明对“知行合一”意义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知行本体”到“致良知” 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所谓“知行本体”是指知行的本来性质、本来意义和本源， 它们存在于知行的表象之后；
“知行本体”与人之本心紧密相连，人之本心内在指向的知行即是“知行本体”。对王阳明而言，“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知既是“知 的本体”，也是“行的本体”。而王阳明之所以用“知行本体”来论证知行合一，在 于它能够排除表象的意念干扰，真正进入良知的本体世界。王阳明认为，人之良 知流行而不为私欲隔断，就是“知行本体”的如实展现，就是“真知行”。[11]215 王阳明言“知行合一”，不只是在效验上说，也是从“心即理”及“致良 知”上建立与完成。是则，“理”皆发于本心良知，则“理不外心，吾心即理”（心 外无理），是以本心的活动（有所知）即有理的呈现（行之理）。譬如仁义即是 吾心之理，仁义既内在，故理亦必内在；
不可外心以求仁义，当然亦不可外心以 求理。因此，理由本心而发，即在本心之中。本心呈现时，理亦呈现。本心的知 是知非，即呈现具体行为的准则而对应之，知不是一以贯之的。故心对理的“知”， 行单单限于认知，而是实现“理”之存在的活动。

其次，“知行合一”也必须归到“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上讲。心理为一， 知行也合一。如果良知天理处的知行仍不合一，这是由于后天私欲隔断而始不合。

《传习录》里记载：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艰二为问。先生曰：“良知原是 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12]120王阳明知行工 夫的关键，只在良知的“致”。能致，则自能由知善知恶，而好善恶恶，而为善去 恶；
如此，则知行自然通贯而为一。

（二）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建立在“心外无理”的前提下，他批评朱子在心外求 理，结果必然导致知行二分。所谓“知”，不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是心中固有 的道德认知。所谓“行”，就是实现心中固有的道德认知于外的实践活动，其中包 括意志、动机等意识活动的实践。[13]329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把道德实践的 主体性原则，发展到顶点，标志着“知行”范畴发展中的重要阶段。

王阳明倡言知行合一论，其宗旨在于反对空言，提倡力行。有如黄绾 所言：“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守仁发 此，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是守仁之学，弗诡于圣，弗畔于道，乃 孔门之正传也。[12]1326 在王阳明看来：“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无妨，亦只是一个。

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说闲话。”[14]5在《答友人问》里， 王阳明说：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工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行分 明，原看作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 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12]209 三、知行合一在道德教育上的启示 王阳明倡“知行合一”说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正是要针砭当世的道德危 机，为“吃紧救弊”，就要破“心中贼”，心中一转念就是行，因此要不断克灭心中 的私欲恶念，这就是行，不能认为心中有贪欲之念但没有表现出来，没有付诸行 动就不是行，知是行之始，一念发动有不善即是行不善的开始，必须于此源头堵 塞，切实用功，为善去恶，便是行的工夫[4]129。而当时的道德危机无不表现为 知行脱节。

诚如王阳明所言：“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
而良知之明 万古一日，则其闻吾拔本塞源之论必有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 决江河而有所不可御者矣。”[12]55-57 关于“知行合一”之义，牟宗三先生有精辟的阐述：凡王阳明说“明觉” 皆是就本心之虚灵不昧而说。其直指当然就是良知本身，惟良知才可以说“明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此明觉即移于“行”处说。

行是行动或活动。行动得明觉精察而不盲爽发狂即是知。“即是知”者明觉之知即 在行中也。此之谓知行合一。[14]219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主要讨论的是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问 题，能知善也能行善是道德教育的目的。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12]4因此，必须端正心念践履善行，并由践履善行以验证善念。

道德意义上的知行是紧密联系的，不可须臾分离。王阳明专从道德意 义上讲知行，几乎不讲认知论意义的知行。因此，王阳明论知行合一可谓达到高 峰。王阳明从道德意义上明确提出“知行合一”说，把道德意义的知行作为“知行 合一”说的“立言宗旨”，正是抓住了以往儒家一贯偏重道德意义的知行问题的探 讨和强调知行不可分离的思想核心[15]424。

综上所述，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在道德教育上的涵义可析论出：首先 是，人人心存善念，其内涵有：澄清道德意念与纯化道德动机。其次为，人人践 履善行。其内涵有：以“道德认知”引导“道德实践”和以“道德实践”扩充“道德认知”。以下分述之。

（一）人人心存善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之“知”指的是良知，是体；
“行”指的是良知的 发用与实现，是用。从良知的自作主宰到良知呈显于道德行为，是体贯于用；
而 从久而久之道德践履的实地工夫，积善成德，臻于良知至善、无入而行自得之境， 就是由用以明体[16]130。因此，人人首先要明心中之理，诚心中之意，以存善 念去恶念。继之以道德之践履实现道德之知，以道德之知指引道德之行。

1.澄清道德意念 王阳明以“一念发动处”为善恶之几，所谓“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 萌之际”[12]66为其工夫之着手处，亦为其精一之处。此“一念发动处”之工夫就是 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使心之所发，念念向善，念念纯于天理，从根 拔除，克治私心，是即“欲正其心者，先诚其心”使心诚于“心即理”所先验自明的 “天理”，即所谓“诚意”的工夫。因此，“知行合一”之教，就是“诚意之教”，其立 教之宗旨在将德教工夫，由道德行为之训练与实践，再推至道德意识的觉察与养 练。[17]55 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工夫落在诚意之上，只诚意就尽了《大学》工 夫。王阳明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 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
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
意在 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
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 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 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12]6。

盖身心工夫须在心之所发上做，所以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心之所 发，更着实的说，即是事物，如事君事亲、仁民爱物、视听言动皆是事物。心地 工夫即事上磨练，故谓诚意之功指是个格物[18]69。

“诚意”就是“知行合一”的本质工夫，心如道德直觉之知善恶，着实去 好善恶恶，即所谓“诚意”。透过“诚意”，诚“人心之好恶”，不违好恶之自然直觉， 就是“知行合一”的真几。王阳明以“知行合一”诠释“诚意”之教，他论“知行合一” 有两层意义，也就是“诚意”之教包涵两层工夫理论。知者，皆指“心知”，心之知 觉判断，并且偏重道德之知，即在“致良知”教中特别抒发的“良知”。行者，则可有二义，一者指“意念”或“意志”，另者指“行为”、“行动”。总之，“行”包括意念 的发动、意志的方向，乃至道德践履上的实际行为，即“行”包括意念、意志等心 理活动，乃至具体的道德行为[17]56-57。

这种强调知行合一的观点，在佛教禅宗也有这种看法，六祖慧能：学 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会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 心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
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坛经·定 慧品》） 综上所言，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很富于行动性、践履性。儒 家之学，本来便是以实践为目的者，而王阳明此说，最能显示儒学的重实践之性 格。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之论证，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其根本用心，是要从 念虑之微上用工夫，又求一念真知必贯彻下来，见诸行事。世人大抵以为一念之 发，未表现为行动，未算是行，是故轻忽放过，不要求心思念虑的纯粹、合理， 于是便不能有鞭辟入里的反省，不能痛切改过。故王阳明说一念发动处，便是行 了，于此不能不用心省察。又另一方面，世人大抵皆“知孝知弟”，知道什么是己 所应为，但常不能落实“做到孝弟”，于是便不能产生真实具体的道德行为，是故 王阳明说不行不足以为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就是良知必贯彻下来成为 道德的行动，才是知的完成。因此人若一旦有不正当的念头，便要禁止勿想，不 得放过；
若有一念良知呈现，便要马上扩充贯彻，付诸实行，不可等待。这两方 面的说法合起来，便是一套很切实周备的工夫理论，而且很警策，很有启发性。

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是极有深义的说法[19]238。

2.纯化道德动机 王阳明主张在意念上用功，其目的就是在纯化动机。虽然人心具有天 理、良知，然而也只是“几希”的成分，因此，很容易受到外物的影响与环境的习 染，品格日趋堕落，意志萎靡消沉[20]134。而且，就道德判断的动机说而言， 恶的动机就代表恶的行为。

在道德意义上，“一念发动”显得特别重要。一念之发之所以能够好善 恶恶，首先不在于通过对外部规范道德认知，其重点在于就意念上用功。王阳明 在《传习录》里也说到：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 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 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 动，即与克去，斬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12]16 王阳明教导初学者做修养工夫，除了学习静坐和屏心静气外，就是做 “省察克治”的工夫。静坐是为了补学，使身心集中：“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 行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12]16静坐也可以助人省 察内心，以去私欲，存天理。所以静坐的主要目标，在于完成道德性人格。

对于“一念之发”，王阳明更说到：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 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 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 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此便是我立言宗旨。”[12]96 （二）人人践履善行 王阳明所谓“知”，是指价值判断而言，就是“知善知恶”的“良知”；
而 所谓“行”，是指意念由发动至展开而成为行为之整个历程言。所谓“合一”，乃就 发动处讲，是取“根源意义”；
不是就效验处讲，所以不是取“完成意义”[9]433。

由行求知与化知为行的统一，从另一侧面展开了知行合一的论题。王 阳明在解释“知之”与“知至”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易》曰：知至至之。

知至者，知也；
至之者，致知也；
此知行合之所以合一也。若后世致知之说，止 说得一知字，不曾说得致字，此知行所以二也。

所谓“致知”，是就推行而言。知至，即对良知的自觉意识，致知意义 上的至之，则是良知的推行。在这里，知行的合一具体表现为良知的体认于内与 良知的推行于外之统一，而这种统一的基础则是践行。在践行过程中体认良知， 是领悟于内；
在践行中推行推行良知，则是作用于外[21]221-222。王阳明教人把 良知本体和修养工夫融为一体，即本体即工夫。认为人们的道德行为是“知”的体 现，在良知本体和道德修养工夫上无“知”和“行”的分别[22]507-508。

道德重实践，唯有笃实践履德行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王阳明主张先 在意念上用功，去恶存善，由内而外将道德行为具体实践。

1以“道德认知”引导“道德实践”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要是关联着道德自觉与道德实践而言的，它不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道德修养的问题。“知”是良知，是“知善知恶”的价值判断；

“行”是包括“一念发动处到具体行为”。“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例子，说明了见 好色闻恶臭时的价值判断（知），与好好色恶恶臭的意念取舍（行）同时并起， 所以说是“知行合一”。当“知”不被隔断，遇事自会知所取舍，发为各种合乎良知 天理的实践行为（行）[23]90-91。

王阳明主张在事上磨练，笃实践履。也就是，不仅是坐而言（论道）， 更应起而行（践履）。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12]4 王阳明讲学重视实践工夫，虽然他强调格心中之物，诚心中之意，也提倡静坐澄 心复得良知。然而，接下来的工夫，就是将所体悟的道德之知，在日常生活中实 践出来，这样才是真学问，才不是冥思妄想，悬空不着边际。所以，王阳明“知 行合一”说的重点摆在“行是知的工夫”与“行是知之成”。理由很简单，因为真知 行经实际经验是难以获得的[24]232；
[25]78王阳明说：“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 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12]972在道德之知方面，我们可以 说，求知是目的，但也不能行以力行为手段；
道德之行也应以道德之知作为指引， 因此“行不离知”“知不离行”。

2以“道德实践”扩充“道德认知” 当王阳明把知与行的关系，置于致良知说的逻辑中，成为致良知说的 一个环节时，致良知说的关键，就放在“致”的道德践履的工夫上。因而把知行关 系的落脚点，由过去知的本体，移置于行的道德践履的基础上，强调知了还是要 行。例如：只有亲身对父母温清奉养，方有孝亲之知。实际上是强调只有行才算 是知，不行即不知。“行”既是指道德上践行良知，又是指在道德践行的工夫中， 体见良知。王阳明说：“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12]47 从天地万物，从“事上”去做格致的工夫，即有良知之体，亦即由工夫见本体。王 阳明认为，有了行的工夫，就有了道德实践，则良知的本体显现，就成为一种具 体的，可以把握，可以言喻的良知之体。王阳明如此由知转到行，由本体转到工 夫的知行合一，意味着致良知的归结点，是在于道德实践的工夫[26]312-315。

“致良知”必须实有其事，以良知为主脑去落实行动事为之功，随时在 诸事上致良知。也就是说，一个人必先知善而行善，知恶而去恶，这样，遇事先 经过是非善恶的道德判断，然后才表现具体的道德行为。从道德教育的实践意义 而言，王阳明强调：“所谓人虽良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然知 得善，却不依这个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行依这个良知便不去做，则这个良 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12]119为学之旨，除了廓清心中的杂念之外，最重要的是實践，除了自身的 格心中之物外，还要致其知。知行合一地推广到家庭、邻里、学校、社会、国家。

使人人皆具有基本的道德涵养，以促进社会群体生活的和谐[25]80。

王阳明强调“行”对“知”的扩充与澄明的作用。他在晚年时常说：“随 时就事上致其良知”[12]83“集义亦只是致良知”[12]73，所重视的就是“行”的作用。

依良知行、依良知去做，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行良知，实行良知，实现良知。当人 在实现良知时，良知也得到扩充。致良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的一生都是在致 良知。致良知包含实行和扩充义：实行时即是扩充，扩充必在于实行；
实行良知 也就是把良知扩充到底。

可见，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宗旨之一就在于克治一念发动处的行善， 其目的与“正心”“诚意”并无两样，都在于“有以复其本体。”[12]243王阳明的理论 体系中，“证体”——“自悟性体”“廓清心体”或“认得仁体”此是最终的归趋，“行” 的根本仍在于“（良）知（本）体”，“事上磨练”最后也是要证成“良知本体”[23]96-97。

道德教育的本质重在实践，即使是道德认知的教学，也是为了强化道 德实践的意志，以澄清道德意志、纯化道德动机。而且以善的意志与动机指引善 的行为，而善的行为是善的意志与动机的必然表现[25]96。在实施道德教育时， 学校的师长和父母应尽力营造一个道德生活空间，适度调整道德标淮和道德生活 内容，可能设计并提供学生有练习道德实践的机会[27]102。因此，父母应以身 作则，扮演学生最初的道德教师，并把家庭型塑成拥有良好道德氛围的优质环境。

而学校的师长应重视身教，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学校更应重视潜在课程，并设 计有利良好品格学习的情境，重视道德认知的教导，也能提供学生道德实践的机 会。

作者：崔雪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