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法律设立时效的理由权利的行使应受时效的限制，所谓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为何规定时效？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理由谓：规定请求权经若干年不行使而消灭，盖期确保交易之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盖以请求权永久存在，足以碍社会经济之发展。王泽鉴先生总结时效存在有四点理由：１?保护债务人，为避免因时日久远，举证困难，致遭受不利益；２?尊重现存秩序，维护法律平和；３?权利上睡眠者，不值保护；４?简化法律关系，减轻法院负担，降低交易成本。王泽鉴先生对时效存在总结的四点理由，第１点并不令人信服，根据社会的一般伦理观念以及立法规定，对不主动履行应当履行的债务之人，并不会比债权人更值得保护，而且根据程序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在一般情况下，举证困难应是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之人，即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对时效存在的意义和目的并非毫无问题，实质上，对时效的行使会产生一个和实体法的公正不符，或者说与人类文明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不相符合的结果，尤其是某些时效规定较短的情况下，显得更为严重。也就是说法律对时效的规定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其代价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说，时效的规定可以起到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大利益出发。法律选择了时效。这是时效设立的理由，也是法律规定之所以设立时效的最根本的目的。
二、关于时效的客体
对于时效的客体问题，在理论界存在着疑义，在司法界同样存在着疑义。法律虽然无明文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丧失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但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最高人民法院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６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第六部分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中，第１６９条规定，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的“特殊情况”；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６个月内，权利被侵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代理权，或者法定代理人本人丧失行为能力的，可以认定为因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也就是根据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规定，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请求权”。在这里规定的请求权，实际上是一个既有程序法上的功能、即能启动司法程序、请求司法保护、具有类似诉权的功能，又有实体法规范功能上的权利（能）。但更多的功能意义还是体现在实体法的规范功能上的东西，类似“权利”。但这个问题在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众说纷纭的局面，我国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民法教科书中一直把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一个“胜诉权”作为理论依据，直到现在，其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司法实践中，还不时地在一些裁判文书、代理词中看到“丧失胜诉权”的提法。这个提法实质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功能或司法程序方面来说带有一种未审先定的带有非常明显的倾向性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作者认为，我国既然在民法体系中已引进了请求权这一基础的法学概念，而且在理论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都已经实际运用、深入人心，就应该尊重这个基本概念所负载的内容和使用方法，除非证明有更好的概念替代它或者根据司法实践证明该概念并不合适我们的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因此，在我国民法的立法上，应该明确，超过诉讼时效，丧失的是请求权，应该完全摈弃“胜诉权”这一不讲科学的概念。请求权是否因超过诉讼时效而消灭？下文作者将继续深入展开讨论。
三、从权利方面对请求权规定的法理分析
权利是大陆法系私法的基本核心概念之一，权利的学说也经过法学家们长期反复研究和争论，德国学者萨维尼和文德赛提出了意思力或意思支配
说，认为权利是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即意思为权利的基础（意思说）。耶林继而认为，此项意思力的赋予旨在满足特定的利益，即权利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利益说）。其后，学者结合上述二种观点，认为权利是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之力。这是目前对权利这个基本概念通行的学说。这个权利的概念可以说只是一个“开放式概念”或者说是一个“框架概念”。根据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一个有效完整的权利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特定利益”，一是“法律之力”。如举买卖契约为例，买受人得请求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出卖人得请求买受人支付价款，此处的标的物、价款即为“特定利益”。所谓“请求”即为法律之力，这种“法律之力”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一种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支配标的物、亦可以请求他人为或者不为一定的行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向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即法律之力是由法律所赋予，其行使须有法律上的依据，非得由当事人恣意行使，否则便构成权利滥用，应该承担法律上的不利益。根据以上对大陆法系权利通说的分析，具体说来，特定利益就是权利的内容，涉及到的是指绝对权（物权、人格权、身份权等）和相对权（债权）。而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的作用（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因涉及时效，物权、人格权、身份权大多不适用时效的规定，因此本文讨论范围只限于债权请求权——作者注］。具体到债权来说，法律之力指的就是附属其上的请求权，这个请求权具有实体法上的功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请求权一旦形成通常其消灭时效也就开始起算。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五条对一般消灭时效期间的规定：请求权，因１５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２年。也即根据德国、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民法通则的明确规定，请求权因不行使经过一定的时效而消灭。
四、关于请求权在程序功能（诉或诉权）上的问题
我们首先有必要弄清请求权的来源和作用，以便更进一步讨论。前面说过，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请求权可以因债权债务关系、物权关系、亲属关系、或者继承关系而产生。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德国民法典》所采用的请求权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为的是在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温德沙伊德认为，私权利是第一位的，而通过诉讼程序予以实现的可能是第二位的，诉讼程序的任务在于，当诉讼前就已具有的实体法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引起争议时，通过诉讼程序确认这个权利，并使它得以实现。从德国民法的立法倾向来看，其所规定的请求权主要是从实体法的功能上来考虑的。但是，不论德国法学家们提出的“请求权”概念，还是德国民法典采纳的请求权概念，在理论上以及在民法典的规定上都有双重的意义和功能。就如上述所说的，请求权在民法中是一个涉及到适用面很广的法律技术上的概念。它不但表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同时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即它不但在实体法上，同时也在程序上发挥着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们使用的请求权所指称的是：请求权表示的是实体法的权利，这个权利可以在司法程序外得到实行，比如，可以通过抵消、可以通过当事人自愿履行、在许多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转让和免除。在这个意义上，请求权本身是指一个实体权利，此时也可以说请求权就是权利（债权）本身。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指出，根据案件事实，起诉人可以提出什么样（实体法）的请求权。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这个请求权，或者被诉人提出一个合法的抗辩，那么起诉就会被认为没有根据而被驳回。审查的人必须对能适用于案件事实的全部请求权基础予以审查。为了使给付之诉能够实现，并在以后能得到强制执行，原告必须通过一个实体法的请求权阐明，他的诉讼上的请求是有理由的。原告具有这样一个请求权，他至少可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可以通过提起一个给付之诉而使请求权得以实现。《德国民法典》对债权在债权法里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如果请求权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或法律没有对它进行特别的规定，对它们可以比照适用《德国民法典》中有关债权的规定。但是在程序法方面，请求权在一些情况下具有重要的作用，即请求权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同时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从这个方面来说，请求权具有非常明显的程序上的功能，在此角度上使用的请求权，类似我们平常所说的“诉权”。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是因为温德沙伊德提出这个概念被德国民法典采纳时没有对请求权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作严格的区分（因为这个请求权本身具有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功能），或者是德国法学家们拘泥于德国民法典的规定？致使请求权这个概念在德国民法学理论的阐述上和其在民法典的规定上出现了非常矛盾的冲突，以致使借鉴其请求权基本理论的我国法学界包括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们对请求权理解同样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学家们继受了德国民法学者们提出的请求权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把这种矛盾带进了台湾的民法学界。台湾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在他的《民法总则》一书中对请求权是这样描述的：“请求权乃要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在权利体系中居于枢纽的地位，因为任何权利，无论是相对权或绝对权，为发挥其功能，或回复不受侵害的圆满状态，均须藉助于请求权的行使。”“请求权乃权利的表现，而非与权利同属一物。此点于债权及其请求权最须明辨。债权的本质内容在于有效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请求权则为其作用。请求权虽因罹于时效而消灭，其债权尚属存在；债务人仍为给付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请求返还。”“债权上的请求权原则上于债权成立时，当然随之存在。”从王泽鉴先生的这些对请求权和债权的论述来看，非常明显地，王先生在这里是把债权与其上的请求权是分开的，这是从请求权的作用即法律之力上来阐述请求权的，因此，这里的请求权会因“罹于时效而消灭”。根据一般的理解，此时的“请求权”只要时效期间经过，即告消灭，换言之，即这个“请求权”已没有了、不存在了。但是，在同一著作中，王先生在“消灭时效完成的效力”一节中又说：“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系采抗辩权发生主义，即消灭时效完成后，权利自体本身不消灭，其诉权亦不消灭，仅使义务人取得拒绝给付抗辩权而已。”这里的“诉权”是什么？王先生没有说明。王先生同时引用１９４０年上字第１１９５号判例的阐述“第１４４条第１项规定时效完成后，债务人得拒绝给付，是消灭时效完成之效力，不过发生拒绝给付之抗辩权，并非使请求权当然消灭，债务人若不行使其抗辩权，法院自不得以消灭时效业已完成，即认请求权已归消灭。可资参照”。这就令人费解，请求权既已罹于时效而消灭，为何又说“并非使请求权当然消灭？”“法院自不得以消灭时效业已完成，即认请求权已归消灭？”此时时效已过，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１２５之规定请求权本已消灭，为何又死而复生？黄立先生在其《民法总则》中引用台湾民法典第１９０条的规定干脆说“债权乃是一种请求权。但请求权不以债权为限……又请求给付之债权也可能转变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而此请求权亦被视为一种债权。”这一论述更为直接，把请求权直接等同于债权。我国著名的民法学者梁慧星在其《民法总论》中也主张诉讼时效的客体为债权请求权，但其并不对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作出阐述，其认为“关于法院可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中国民法通则并无规定，学者拘泥于所谓社会主义民法理论，对第１３５条和第１３７条进行解释，认为法庭可依职权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而无须当事人主张。这一解释对审判实践产生了影响。现在看来，法庭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之中国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过短，更加不利于人民和企业合法权利的保护。上述解释，超出法律条文文义且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废止，并回到法庭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立场。”
五、德国、台湾地区有关请求权的立法规定及其存在的悖理缺陷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德国、台湾地区、还是我国，对于请求权的时效理论与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均存在着互相矛盾的现状，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根据现在通行的学说，权利系特定利益和法律之力两项要素所构成，法律之力指的是权利人支配标的物、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以及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也就是：这个法律之力就债权（相对权）方面来说指的就是请求权。在这个通行的学说下，作为法律之力的请求权与债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梁慧星先生正确地指出：债权系请求权的基础权利，请求权系债权所具有的作用之一。根据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的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也就是说，这个法律之力（请求权）因时效完成而消灭，既已消灭，则其自身已不存在，为何又说此时只是对方产生一个抗辩权而已？请求权与抗辩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请求权的消灭与抗辩权的产生是两个不同的内容，其间联系虽然密切，但不能混为一谈。法律之力（请求权）既已消灭，也就其请求法院强制执行力也业已消灭，也就是此时的权利上的作用已不存在，即使对方当事人不抗辩，其法律之力已丧失的特定利益还具有强制执行力么？这个规定，与权利的基本概念产生了严重的冲突。也就是说，此时采纳抗辩权发生主义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了一个难于调和的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反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恰恰与现在通行的权利的基本理论是吻合的。
（二）设立时效的目的和理由是为了维护既存秩序，促进交易安全和降低成本，以及起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也就是说，设立时效是在私权保护方面与社会的大利益作利益衡量之后，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私权利）为代价保护社会的大利益（即既存秩序、交易安全、降低成本）。因此，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并不违背民法时效制度的本质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时，也并不象梁慧星先生所指出的，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话，倒不如说法律规定时效制度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梁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没有说服力的。
（三）根据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提出的请求权的内涵本质来看，是为了在请求权这个概念的帮助下使用罗马法和旧的普通法中的“诉权”，从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来看，请求权指的是实体法上的权利，至少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在使用请求权这一基本概念时，所指称的也是如此，大陆法系现在通行的学说也是如此。所以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才把请求权写进了作为实体法的民法典。但是如果根据请求权的主要功能即实体法上的功能，却无法得出请求权消灭后对方当事人产生一个足于与之对抗的抗辩权的结论，此时请求权已消灭，何来对抗一说？同时，德国法上引进“请求权”，并不单是指称使用于实体法的（私权）上的功能，它同时含有“诉权”即程序上的功能。
（四）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们论述请求权时，继受了德国理论，实际上主要是从请求权在实体法的角度来论述，忽略请求权在程序上的功能。请求权首先当然说明了一种实体法上的地位，但同时它也表明了一种程序上的功能，诚如拉伦茨所指出的：“这个概念不仅表明一种客观（实体法）上的权利，而且也表明一个特定人针对他人的特定请求可以通过诉讼来主张和执行，《德国民法典》的请求权的概念就是如此……尽管请求权时效的实际意义在程序中更为明显，但民法典仍然是将请求权时效作为实体法的制度加以规定的，这样一来，就使以诉讼法的观点来考虑程序问题的重点转移到实体法的考虑上来。”非常遗憾的是，包括德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的民法学者们，对请求权进行论述时，大多数并不对这一明显的具有程序法功能上的请求权的意义作出深入的探讨，以致造成理论和实践中的脱节和混乱的状态。实际上，从德国民法典的角度来考察，其对请求权的规定是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规范的，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无法摆脱请求权的程序功能，请求权罹于时效时，相对方取得足于对抗该请求权的抗辩权发生，此时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并不消灭。这是非常典型的请求权在程序功能上对实体权利的制约。但德国民法典却规定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该规定与德国理论界所持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与司法实践都产生相悖的冲突，无法理顺。实际上也无法理顺。台湾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的规定以及德国民法理论，同样把这个矛盾带进了台湾民法学界，至今也无法理清这个悖论。
（五）无论是《德国民法典》还是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于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均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应该是请求权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只从请求权这一单一的角度，无法说清请求权本身。
六、诉讼时效规定存在的理论和立法缺陷及立法的价值定位
根据理论界的观点，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主要设有三种立法例：一是实体权消灭主义，即将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利（日本民法典所采用）；二是诉权消灭主义，即诉讼时效完成后，其权利本身仍然存在，仅诉权消灭不能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即所谓成为自然债（法国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所采）；三是抗辩权发生主义，其特点是诉讼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有效（德国、我国台湾地区所采）。根据我国学者通行的学说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１３８条和第１３５条的规定，所采的是第二种立法例，即诉权消灭主义。从这三种立法例来看，孰优孰劣？
笔者认为，采实体权利消灭说者，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完成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的立法方式更为背离法律的公平正义，前述说过，法律设立诉讼时效本身就是以牺牲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作为代价的，因此，立法规定必须注意到此点，并在设立此制度时作必要的校正，因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直接消灭实体权利的立法，这种一刀切的理论和立法例似太背离人类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伦理价值，而且与大陆法系创设的权利的基本理论以及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不符。我国不应采用该立法例。其次是我国学界认为我国所采的诉权消灭主义和德国、台湾地区所采的抗辩权发生主义，似乎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较诉权消灭主义更为接近人类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伦理价值、以及法秩序的价值。但不管是我国所采的诉权消灭主义和德国、台湾地区所采的抗辩权发生主义，其基本理论和立法例上都存在着相悖的现状。具体分析如下：
诉权消灭主义的理论和立法缺陷
１?关于诉权消灭主义。诉权是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理论之一，根据通行的学说，诉权包含有公法上的内容这是无疑义的，因此，采用诉权消灭说毫无根据，即使实体权利（私权）消灭，诉权（公权）也并不因之而消灭，因此，采诉权消灭主义并无其理论根据。
２?我国民法已引入了请求权这一基本理论，诉讼时效针对的对象或者客体是请求权，也就是客体如果说诉讼时效也涉及请求权的话，主要针对的也只是请求权上具有的程序功能上的部分，而且其不须通过诉权这一民诉法的基本理论来说明。
３?诉权本身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认识，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尚存在很大的争议，因此，以一模糊的诉权概念来试图清楚地呈现另一概念即请求权概念的方式并不可行。
４?从立法的角度讲，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与（实体法）的请求权虽然有一定内容的相同，但是民事诉讼理论上的诉权更无法代替（实体法）请求权这一概念，无论从诉权和请求权的内容来看、还是从诉权和请求性质以及功能来看，它们之间均无法相互代替。
抗辩权发生主义在基本理论和立法上的缺陷
１?其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发生冲突，即当权利的构成要素之一——法律之力消灭后，意味着权利的另一要素——特定利益即无法通过强制执行力予以实现（即使在相对方不主张抗辩的情况下也应是如此）。如此一来，则权利人的主张（尤其是起诉）就变成无实体法的支持，即使相对方不抗辩，根据其基本理论，则法院自无支持的必要，势必又回到诉权消灭主义的老路去。即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之间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现象，无法调和。
２?请求权基本理论与立法之间的矛盾。根据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债权是请求权产生的基础，而且请求权既具有实体法的功能（债权的功能），又具有（程序法）程序价值上的功能，将其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是把其考察重点从程序功能转移到实体法范畴上而已，但这不意味着请求权的程序功能消灭。也就是在实体法上规定请求权消灭并不意味着请求权程序功能也完全消灭。这是立法上出现的无法回避的缺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抗辩权发生主义比诉权消灭主义更接近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观，但抗辩权发生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法规定有必要对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技术进行调整，主要思路是：
１?由于请求权包含有客观上（实体法）的权利和程序价值上的作用、功能。因此，请求权不能因时效而消灭，即使将请求权规定于实体法中也应该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和权利的基本理论协调起来，也就是避免因法律之力已消灭的情况下，出现仍然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这一自相矛盾的结果。
２?从规定请求权这单一的角度，改变为同时规定请求权的反对权即抗辩权，即请求虽然不因时效而消灭，但经过若干期间后，立法上可赋予请求权的反对权（抗辩权）强大到足于对抗请求权的效力。
３?经过上述对请求权的基本理论和立法上的校正后，可以避免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权利的基本理论产生冲突，同时也可以避免请求权的基本理论与立法规定上的矛盾。
４?从社会伦理价值的角度来考察，诉讼时效的设立本来有违人类公平正义的原则，因此，有必要在时效的法理以及规定上调和其与公平正义原则之间的矛盾。校正后的请求基本理论以及据此为基础的立法会更符合或准确地说，会更接近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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