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一)】

　　党史学会开会，应该研究党史学界的形势。

　　有一种议论，说现在党史学界在萎缩，系统的党史课停开，党史专业本科招生急剧减少，一些党史机构裁撤合并、人员青黄不接，这些情况显然是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可以简单地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高等学校的党史课是八十年代中期改成中国革命史课的，现在又改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称是改了，新课程同党史还是有密切关联的，党史教师队伍在这些课程的讲授中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党史革命史专业硕士、博士学位点不少，听说一些高等院校、省级党校还在继续申请，硕士、博士研究生招得更多了。党史机构办的专业研究和通俗刊物比过去增加了（《2001党史工作年鉴》上列了三十种，恐怕统计不完全，有人估算，现在大概有六十余种；如果加上政协系统的文史类刊物，以及有关近现代历史和人物的综合类刊物，全国大约上百种），其中有几种在读者中还很有影响。党史革命史和近代当代中国史题材的图书，有些销路不错（据说是三大类畅销书之一，叫做“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两类是财经法律类和生活休闲类）。这叫不叫繁荣呢？

　　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而繁荣中又有诸多问题。要健康繁荣，还要做多方面的努力。

　　（二）我读党史

　　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

　　从党校和党史室的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以后，虽然身体不大好，但是闲暇的时间比较多了，阅读的书报杂志也比较多了。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党史方面的出版物。我写《党史札记》专栏，已结成两集，还在《学习时报》上继续连载。今年初还写过一篇《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列出十五种，略加评点，其中大都属于党史或有关党史。

　　如果要开《二〇〇五年我的读书单》，这半年大概又可以开出十来本吧。

　　现在，就以我闲来读史的范围为限，拉杂地说一说我读党史出版物后的一些印象和感想。

　　（三）党史学界的成果

　　《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首先开列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二）》。这两部书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著作，我认为这是党史学界近年来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成果。

　　党史学界，关心党史的人们，对文献室的工作成果，总是交口称赞的多。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分几个系列（选集、文选、专题文集、综合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在系统地出版，各人的多卷（或一卷）的传记、年谱也在陆续出版。这为党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可靠的、有时详细到逐日甚至一日还分上午下午晚上的、其中不少是真正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文献室的著作，也以依据大量档案和访谈资料见长。研究党史的人们，常常抱怨档案开放不够。这个抱怨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文献室的这些出版物，应该说也是开放档案的一条途径、一种努力。党史学界应该尽可能利用这些出版物中系统地公布的档案材料，而这种利用，有些研究者是很注意的，很可惜，许多研究者现在还不能说是注意得足够的。

　　当然，这些出版物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们的某些观点，对历史的某些叙述方式，对档案的某些使用方式，对文献的某些编辑方式，人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某些史料错误，也难以完全避免（我就发现《周恩来年谱》中有一条史料把一九六五年底作协和共青团联合召开的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会议上周扬的一篇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当作周恩来的了）。这都不要紧，可以指出和讨论，以推动党史人物、党史事件的研究更加细致、更加准确。

　　评论《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时我说过：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地记叙毛泽东一生中这最复杂而曲折的后二十七年的一部力作。金无足赤，书无完书。“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不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胡乔木评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这几句话，移用到评论《毛传后篇》，也是适当的吧。对毛泽东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可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

　　对《毛泽东传》的这些评论，移用于文献室著述的其他传记、年谱，恐怕也是合适的。

　　文献室的工作成果很多，无需逐一评论。补充一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由文献室及时陆续编齐出版，已成惯例，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重要文献，也已由文献室编齐出版。可是，这两段时间之间，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和前进中徘徊两年的重要文献，却还没有编辑出版。过了三四十年了，没有那么大的政治敏感性了，是不是可以快一点编印出来，使重要文献的编辑出版，接成一条完整的龙呢？

　　（四）再谈党史学界的

　　除了文献室的著作，就要数党史室的著作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由《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订而成。上卷一九九一年出版后，颇得好评。为什么要修订？因为十多年来，卷帙浩繁的大型资料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相继问世；两位主持上卷编写的大师的遗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整理出版；史学界不少引人注目的相关研究分别出版。只有依据新的历史资料、新的历史经验、新的历史视角，不断修订和补充已经出版的权威著作，才能保持其权威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是红花。但是，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一花虽好还需百花齐放。通史著作，在篇幅上，既要有大型的（像这部著作这样），又要有小型的（像《中国共产党简史》那样），还要有中型的（像《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那样）。详略各异的党史通史和分段别类的党史专史，要百花齐放。同属通史，篇幅相近，但各具特色，可资比较，也要百花齐放。权威本不是“定本”，不能定于一版而应不断修订，也不能定于一本而应多本并存。当然，低水平重复的东抄西剪之作，是不能提倡的。

　　（五）领导人的回忆和自述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述历史，写作系统的回忆录，这在新中国，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当然，在外国，这是常规。就是在旧中国，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内，这也常有。毛泽东和在陕北的许多人，不是都向先后到达这里的斯诺夫妇自述过自己的经历吗？斯诺的《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的《西行漫记续编》中的这些自述，不是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发生了很大影响吗？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没有发表过系统的自述和回忆了。有，也是一些片段。改革开放以来，情况改变了，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人们，元帅、大将和上将们，省市委书记们，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长主任们，许多人都有回忆录性质的著作问世。这些年，新退下来的党和国家最高级领导人写的专题回忆，也不断问世。应该说，这是党史研究繁荣的重要表现。

　　这些自述，这些回忆，能算是党史学界的成果吗？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当然不好归入党史学界。但是，第一，他们本身就是党史人物；第二，他们的自述和回忆，往往得到党史学界一些同志的帮助。或者帮助他们查阅档案，搜集材料，或者帮助他们起草初稿。据我所知，薄一波的《回顾》和《奋斗与思考》，《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都是如此。《杨尚昆日记》当然是自己写的，但也有党史学者帮助校订和注释，《杨尚昆回忆录》帮助者一定更多。许多元帅和将军、许多省市委书记的回忆，恐怕也大抵如此。《二〇〇四年我的读书单》中提到的《吴德口述》，更是党史国史工作者采访、记录、整理的结果，并且有采访者署名，以示党史学者对此书在学术上分担责任。如果开《二〇〇五年我的读书单》，还将列上多本这样的回忆录。这次会上大家拿到的陈锦华的《国事忆述》，是最新的一种。这类回忆录，由于当事人的地位，由于助手们查阅档案的方便和搜集资料的广泛，历史价值一般都比较高。

　　根据回忆者本人属于党史人物和有党史专业人员协助这两点理由，我以为，这些著作也属于党史研究的成果。

　　（六）大秀才和大翻译的回忆和自述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过的“大秀才”，这些年也写了许多的回忆。李锐，曾以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的身份参加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他写的《庐山会议实录》，引用了大量史料，特别是他被指名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彭会的亲笔记录，在“文革”中被专案组没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得以发还，是独有的一份。吴冷西，“文革”以前经常列席最高领导层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他写了两大本《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提供的历史情况却是非常丰富和可贵的。这些都是多年前的事了。近年来，曾任邓小平复出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涉足党史研究，写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前一本已经在海外译成外文出版。

　　秀才们之外，还有翻译们。曾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担任过翻译的师哲，有了口述自传；李越然，有了回忆文集；阎明复，正在一些党史刊物上陆续发表回忆文章。

　　因为这些人都有过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回忆，可以补领导人自己没有写回忆的不足，甚至补档案不完备的不足。而且秀才和翻译的视角，又不同于领导人的视角，所以这些人的回忆有它们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领导人和他们身边的秀才、翻译的回忆，构成这些年我们党史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许人们要问：个人回忆能算信史吗？的确，个人回忆，难免有失真之处。这可能是无意的，时间久了，记忆串了，人人难免。也可能多少是有意的，囿于某种理念，为尊者贤者讳。至于历史上的纠葛和误解，记载到回忆录里，也在所难免。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当事人回忆的历史价值。当然，对于当事人写回忆录，第一，要提倡遵守信史原则；第二，要提倡多写，多家回忆可资比较，从比较中读者自可评论某种记述真实性的程度；第三，历史学家使用历史当事人的个人回忆时，要加以研究，加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