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史学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问题和策略] 可视域

新文化史学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问题和策略

西方新文化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与以往历史 学研究所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研究取向，这对当前的教育活动 史研究产生了启示作用，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 正逐步实现下面三个转向。

一、研究视角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 史当中 在长期的历史研究历程中，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精英人 物和上层社会，对人物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帝王将相、伟人、 成功者，或者是参与大事件的历史人物。新史学强调历史中 结构的价值，在以长时段为代表的结构史学中，个人几乎被 淹没在静态的结构性力量中，因而丧失了活力。在一些学者 看来，只有结构性的因素，如经济变动周期、政治制度等才是历史中的重要力量。即使社会关注人，但也是以群体、而 不是以个人的面貌出现，仍然是抽象的人。而在新文化史学 著作中，“人”首先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个人。[7]所以，新 文化史学视野中的“人”非常广泛。某个人之所以被选择记 录和研究，不是因为从后来的历史来看他很重要，而是因为 他自身就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新文化史继承了新史学反对 精英史观的观点和做法，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 集体或个人之上。因此，以往所不被重视的对象，包括妇女、 儿童、群众、磨坊主、文学家，甚至乞丐、妓女等各色人等， 都可能成为新文化史学著作中的主角和研究对象。着力新文 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 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 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 也可能会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 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 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

受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影响，教育史学界近年来也出 现了“视野下移”的学术实践，开始出现了研究民间和基层 教育活动的倾向。以往教育史研究曾出现了研究中心“高位 化”的情况，具体表现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上层 精英人物的教育思想与国家层面教育制度变迁，论述精英人 物教育思想的研究很多，而涉及社会底层人物的教育的具体 问题与情境的研究极少；
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 程”，[8]缺乏对决策的生成过程、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及其 对学校教育的影响等问题的深入研究。所以，有学者认为， 教育史研究应当将研究的视线逐步向下移动和对外扩散，实 现教育史研究从精英向民众、从高层向基层、从中心向边缘、 从经典向世俗的过渡。通过转向研究历史当中的日常教育问 题，来真正展示生动鲜活的教育史学科特色。[9]这表明， 教育活动史研究要借鉴新文化史以人为中心的做法，要做到 凸显“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在教 育活动和过程中的形象，因为教育活动是以“人”为中心的 活动，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为此，应将教育活动史研究的 触角转向基层的、民间的、日常的和微观的教育者与受教育 者，彰显人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教育活动状况，使教育活动史 研究既丰富完整，又具体生动，这样才能还原鲜活真实的教 育历史活动场景。

二、研究重心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 以往的古典文化史，是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史，企图透 过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时代风貌等，展示更为 宏观的历史视野。而新文化史则是从小处入手，通过对小人 物、小事件的剖析，揭示出较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新文化史关于微观史学的看法，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活 动史研究同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传统的教育史研究 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著名历史人物的研究，注重于从宏观的角度着手，而缺乏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具体而深入的 研究。如对我国古代书院的研究，人们更多的是去考察书院 的起源、功能、学规、学田以及著名教育家的讲学活动和场 所，而很少有人去关心和研究书院师生的日常生活状况和教 学活动情况；
对我国家庭教育的研究，人们往往关注于家庭 教育的效果和影响，而很少关注家庭教育是如何进行和开展 的；
对教育政策的研究，人们往往关注的是它的内容和作用， 而很少有人去关注它是如何出台、又是如何运转的，等等。

总之，以往的教育史研究，注重的是对教育历史的总体研究， 而缺乏对教育活动和过程的深入和细致的研究，教育活动史 研究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研究缺憾。新文化史中的微观史学取 向，对研究教育活动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因为教育活动史 主要研究的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如何开展活动的历史，涉及 的范围非常之广泛和琐碎，它的研究重点应当着眼于人的微 观的、具体的和日常教育活动，重点研究学校教师和学生的 日常活动，包括教师教学实况展示、教师生活状况、学生学 习生活、校长治校活动等日常的微观的教育情节；
探究历史 上的家庭家族教育活动，包括家庭启蒙活动、家庭品行教育、 家法惩戒等家庭教育的一般场景；
探究历史上社会教化活动， 如乡规民约教育活动、宗教礼仪教育活动、民风民俗传承活 动等。[14]可以说，教育活动史研究包括了各种各样，形形 色色的教育活动。唯有用微观史学的方法去着手研究教育活 动的历史，才能展现教育活动史鲜活丰满的情景，再现真实的教育活动场景。

三、历史撰述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新文化史学可以说是对旧的“新史学”的继承和发扬。

这种旧的“新史学”通常指的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 风靡一时并影响西欧、美国史学界的计量史学。计量史学信 奉“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 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为此，职业历史学家对他们研究历史 的方式和范围所产生的结果不是很满意。因为用计量方法研 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 是非人格化的。因此，对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的批评 呼唤历史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 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15]劳伦斯·斯通1979 年在《过去和现在》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叙述史的 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指出1970年代初新史学 所依据的假设已经被基本否定，而一种企图建立“科学历史” 的白日梦也随之破灭。他断言，历史能成为科学的这个观点 是个“神话”，即历史将成为严格的、科学的、令人陶醉的 乐观主义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将来历史撰述由分析回到 叙事。他宣称：“新的历史学家转向记叙体标志着一个时代 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然有序的科学的解释的企 图的终结。”[16]因为历史研究中强调了人类的具体经验， 叙事史的回归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雅克·勒高夫解 释说：“各类文化出于什么原因和通过什么方式相互接触？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叙述就是解释。对所述各类 历史问题，若不首先加以分析，就不能编出好的叙述史”， “一个叙述、一个历史的叙述，不是一个单纯文字的叙述 ……也是而且尤其是一个科学的叙述。”[17]所以，在对如 何编纂和表述历史上，出现了由历史学的科学性所引发的一 系列争论，并逐渐形成了历史分析和历史叙事两大主要撰述 风格和流派。

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认为，研究历史的原则 是“如实叙述”，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再现 历史原貌，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对全部史料进行考证，表述史 料时不要掺入研究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等因素。实现这一 原则途径就是使研究者接受专门的严格训练，结果是使历史 学家职业化，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年鉴学派为代 表的新史学在历史研究上追求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学， 使计量的方法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核心。

然而，“新史学”在将历史研究带入一个更理性化、 更深刻化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新史学”在 批判传统叙事史学的局限时，逐渐走向极端化和绝对化，结 果在“新史学”不断追求历史的“整体性”和“宏大历史叙 事”时，多少忽略了“小历史”中所包含的独特性、过程性 和“具体历史叙事”；
在强调长时段、结构、功能、规律的 同时，多少排斥了构成史学作品本质特征的编年、叙事、事 件、人物；
在强调经济史、社会史、环境史、生态史的同时，政治史、文化史、心态史、人物传记等则相对被削弱了。总 之，“随着对静态的结构的研究的加强，动态的运动的分析 被忽视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增长、 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变迁、价格图表等所取 代了。即使有人出现，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 [18]通过对现代历史叙述所出现问题的反思，一些历史学家 认识到，历史学不完全像其他社会科学那样，是一种纯粹的 技术性学科，它同样需要运用想象和直觉。再者，非历史专 业读者不再阅读历史著作使历史学产生一种生存危机，这种 危机的消除要求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对个人及事件的关 注结合起来，从而重新赢得读者群。[19]正是“新史学”所 暴露出来的局限及对此进行的反思，直接促成了西方史学中 “叙事史的复兴或回归”。

教育史学作为与历史学有密切关系的一门交叉学科， 在历史编纂上应该从新文化史学中吸取一定的营养，倡导 “叙事”编纂，使教育史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受西方新文 化史学的影响，近年来在教育史学界，也出现了“叙事史的 回归”，主张用“教育叙事”的方式去表达和书写历史，这 方面的尝试以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钢教授为代表，收到了良好 的效果，并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和推崇。而教育活动史研 究由于它所涉及的教育活动内容的广泛性和教育活动情境 的微观化，有必要从西方新文化史学中吸取经验，采用“叙 事”的方式去进行教育活动史研究，从历史分析所主张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史学转向主张以重新回到历史演变的“场 景”为主要特征的“叙事史学”之中，即实现从历史“问题” 到历史“场景”的转向。新的叙事史在一定程度上将传统历 史叙述和现代历史叙述融合起来，不仅关注社会问题也关注 个人和事件，把人放在历史叙述的中心，把对整体与问题的 研究和叙事结合起来，利用新史学的各种功能构建用于叙事 的总体社会背景，以问题的解决为逻辑推进过程，寻求对历 史的总体解释。

由于教育活动史研究重心着眼于各类教育的日常活 动，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的方方面面，必然涉及教育 活动的具体情境、人、事件和细节的描写，甚至涉及教育活 动参与者心态等方面的描述，这就必然需要借鉴西方新文化 史所倡导的“叙事史学”的研究范型，用生动的笔触，流畅 而平实的语言，去描述和再现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教育活动， 再现教育活动的鲜活“场景”，使教育活动中的人重新回到 教育历史的舞台中心。

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的叙事传统，即便在科学主义史 学一度占据主流地位之时，也仍然受到史学界的青睐和重视， 叙事史学从两个方面构成对科学史学的挑战与补充：一是更 加注重叙事的技巧和文笔，尽可能把历史著作写得文字优美、 引人入胜，使历史重新变得多姿多彩，令人读来有趣，难以 忘怀；
二是更加注重历史的人文价值，着意发掘史实中所包 含的文化意蕴，在研究历史中寻找人生的终极关怀，使历史再度成为“人”的历史，人重新占据历史的中心舞台。正是 在这一意义上，它被称之为人文取向的史学，而与科学取向 的史学相对应。如果说科学主义史学注重求真求实，“据实 直书”，重建历史，那么，人文史学则更注重于史学的“化 人”功能：以史为鉴，以史育人，使史学成为“平民的史学”、 “大众的史学”。

所以，教育活动史的撰述有必要吸收西方叙事史学的 优良传统和经验，生动地撰述教育历史，再现教育历史的鲜 活场景，使教育历史变成可触摸的、可接近的、可普及于民 众的历史。当然，历史撰述包括教育活动史研究，要将分析 和叙事的撰述范型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叙事与分析并举，达 到史学研究的理想境界。那么，历史研究的理想境界应该是 什么呢？章开沅先生曾这样指出：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 探索历史的“原生态”。一是要充分运用原生态的史料，注 意史料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解释，追求研 究对象的原生态，“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 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 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相。”[22]这对 研究教育活动史是颇有启示的。所以，所谓“理想的叙事”， 就是能够真正接近乃至恢复历史原生态的叙事，是有助于构 建历史原生态场景的叙事。无论是小历史还是大历史，首先 要看是否能够反映历史原貌的真历史；
无论是叙述还是分析， 首先要看是否有助于直探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真实内在联系；
无论是“清明上河图”式的白描还是急风骤雨式的历史 大写意，关键要看其是否透出了历史的原色。[23]因此，教 育史研究也应该倡导“叙事史”的回归，教育活动史研究既 要追求教育活动历史的“原生态”，写出教育活动历史的原 貌和原色，又要做到形式之美。